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一、张居正之死
长期的重负，使张居正身心交悴，体质日趋衰弱。万历九年（年）七月，他病倒了，一连几天不能到内阁办公。
神宗获悉后，派遗御医四员前往张府诊视。为感谢皇恩，张居正上疏致谢，在疏文中他谈到了患病的缘由：“臣自入夏以来，因体弱过劳，内伤气血，外冒盛署，以致积热伏于肠胃，流为下部热症。又多服凉药，反令脾胃受伤，饮食减少，四肢无力，立秋以后转更增剧”。他怕惊动皇上，故而没有请假。现今皇上派了御医来诊视，便乘致谢之机，提出请假——要求“特赐旬月假限，暂解阁务”，希望皇上照准。
神宗对张先生的病情的严重性并不了解，以为稍加调理即可痊愈，所以命他“慎加调援，不妨兼理阁务”。这就意味着，不同意他请假，要他边治疗、边处理公务。随后又命文书官孙斌前往张府探望病情，并带去赏赐的活猪、活羊各一口，甜酱瓜茄一解，白米二石，酒十瓶。
过了几天，神宗又派司礼监太监张鲸赴张府，送去他的亲笔御札：“张少师：朕数日不见先生，闻调理将痊可。兹赐银八十两，蟒衣一袭，用示卷念。先生其钦承之。月初新凉，可进阁矣。”张居正上疏致谢，以为“帝星垂照，人间灾崇当不褪而自除。天语定期，凉人秋中，必勿药石而有喜矣”。
不日，神宗又派文书官邱得用去探视张先生病痊之状，催促张先生早日进见。八月十一日，神宗到文华殿讲读。张居正病愈后首次入宫进见。次日，神宗参加经筵，张居正也去了，两人谈及了宫中专选淑女之事。
这次患病，是张居正操劳过度、身体虚弱的一个信号，幸而康复。神宗很高兴，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张居正十二年考满，对他大加嘉奖。又特遣司礼监太监张诚带去亲笔救谕一道：
“卿亲受先帝遗嘱，辅朕十年，四海升平，外夷宾服。实赖卿匡弼之功，精忠大勋，朕言不能述，宫不能酬。兹历十二年考绩，特于常典外，赐银一百两，坐鳞、蟒衣各一袭，岁加禄米二百石，薄示褒眷。先生其钦承之，勿辞。”
万历十年（年）二月，张居正旧病复发。他去年秋天患的“下部热症”，就是痔疮，稍加调理，病根未除，缠绵至今。他这种“下部热症”的起因，据王士贞说，“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而脾胃不能进食”。
因此张居正的病根不在痔疮，而在内部。此事，沈德符所见与王士贞略同，他说：“张江陵当国，以饵房中药过多，毒发于首，冬月遂不御貂帽”。可见张居正的内热不仅发于下部，也发于上部，而且已入脑，即使治愈痔疮，也难免一死。
张居正患病久治不愈，朝中官僚上至六部尚书、翰林、言官，下至部曹、冗散，无不设斋礁于祠庙，为之祈祷。有的人甚至丢弃本职工作，朝夕奔走，做佛事、摆道场，仲夏时节，曝身于炎阳之下。究竟是诚心诚意，还是虚情假意，只有天晓得。
万历十年（年）六月二十日，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病逝。
噩耗传到宫中，神宗震悍，下令辍朝一日。次日（二十一日）遣司礼监太监张诚为张居正治丧，并赏赐治丧所用银五百两，以及应用物品。两宫皇太后、中官皇后也赐银两等。
对于张居正之死，神宗给予最为崇高的待遇。给他谥号文忠，赠上柱国衔，荫一子为尚宝司丞，并遣官造葬。特命四品京卿、锦衣卫堂上官、司礼监太监等护丧归葬江陵。
七月二十九日，在司礼监太监陈政等护送下，张居正的灵枢，张居正母赵氏一行，驰驿返回江陵。据说，张居正的灵枢及护丧人员，共乘七十余艘船只，用船夫等三千余人，船队前后绵延十余里，浩浩荡荡向荆州进发。
二、张居正的历史评价
明朝张居正改革，是封建社会后期最大的一次改革运动。它类似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和王安石变法，力筹富国，频有成效，在史书上得到公允的评价；他个人的命运也类似他改革的先辈一样坎坷不平，遭遇到不幸的结局。
然而十六世纪的社会历史条件，赋予他的改革以特有的时代风貌和具体内容，致使改革的成功和失败，都体现出自己的特点，充分反映出封建制度没落时期，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力图兴利除弊，所能尽到的最大努力和必然幻灭的规律。
作为一个改革家，张居正是不愧有杰出才于和坚强毅力的，换句话说，在主观上并不缺乏有把改革引向最终胜利的忠诫与能耐。
这个起自荆州农家的穷秀才，十二岁脱颖而出，以神童蜚声家乡，青年时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对悠闲富裕的生活不屑一顾，默默潜求国家典故与政务之要，探索治国安民的真谛。病归故里，仍不辞辛劳，走访民间疾苦。壮年入阁，运筹帷幄，独具慧眼，才智明决。他治学，人谓：“最称严核”；他治家，人调：“教子极严”；他治国，人谓：“有才有识，故能担荷宇宙，勿徒以权臣相拟。”
然而，他“骄”、“专恣”、“偏衷多忌，刚愎自用”，“好申韩法，以智术驭下”，在风云际会中形成刚毅、深沉、傲然、机智的品格。有人嘲讽他说：“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面已，殊使人失望!”他置之一笑说，“过誉我矣!吾安能使国富兵强?”
有人骂他是“恋权”的禽兽，他冷冷地回答：“今言者已诋臣为不孝矣，斥臣为贪位矣，詈臣为禽兽矣，此天下之大辱也，然臣不以为耻也。”“恋之一字，纯臣所不辞”，“区区浮议，可得而接夺者乎?”
当新政遭受非难时，他宣称“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任其“谤书盈箧，终不为动也。”
他有句名言：“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为了定倾安国他确如明人的评价：“苟利社稷不引小嫌，不畏众议，不以利害自挠屈用。”
到了晚年，“亦自知身后必不保”，但他仍然矢志不移地嘱咐：“诸公宜及仆在位，做个一了百当。”充分表现出他坚强的意志与自我献身的精神。虽然他个人具有过人的才识与魄力，驾驭群臣有使“百僚皆惕息”的威势，但他无法变更改革内蕴的温和、脆弱的性质。
这是时代和阶级注定的局限，不以他个人刚强性格为转移地呈现在新政之中，这是他始料不及的失败因素衰老而僵化的封建机体所能容留给革新的余地已经非常狭小，地主阶级走向下坡路的人情世态，因循守旧，荀且偷安，容不下哪怕是最微小的变革。尽管张居正以最凌厉的魄力推行最温和的改革，也难以为现实所许纳，这点连非议改革的著名文人王世贞也坦率地承认：“文吏不习见祖宗制，创闻以为骇而不便者，相率而为怨谤。”
一件无妨大碍的创制，也会引起“谤议四起”，改革又是多么艰难，一事一议来之不易，它需要何等的胆识和魄力!
明末有人公道地说：“人习于玩，一旦法绳，若见为苛，而居正持之益坚，争之益力，以是遂与世龃龉，而又一二非常奇举，其迹不无似愎、似少容、似专权、似挟术。”无怪乎他感叹，“明兴二百余年矣。人乐于因循，事趋于苦窳，又近年以来，习尚尤扉，至使是非毁誉，纷纷无所归究。”种种磨难也不免使他感到“志意衰沮”，无可奈何地说：“奈何积习成风，因循难振”，“欲一起而振之，而力不从心”，比喻自己“补以孤焰，耿耿于迅飙之中。”
一个威权盛极一时的当权者，力图推进一些改良，其处境竟然象是迅飙中的火焰，摇摇欲灭。然而，即如孤焰置于风口，仍然要以那微弱的光芒，照亮历史前进的通途，这就是张居正锐意改革的精神。
临终前一年，他自述：“遂蒙圣主之深知，矢竭愚忠，用图称塞，顾滑流徒烦于注海，而寸石何望于补天，……抚岁月以怀惭，戴荣光而增惧，敢不坚持晚节，益励初忱，苟利国家，何发肤之足惜。”
明知改革如涓流入海、寸石补天一样无济于事，但他坚持晚节，一如初衷。这是一个地主阶级英雄人物的自白，也是一个末世英雄的悲歌。他不惜摩顶放踵为之点燃的革新之火，瞬息即逝，无声无息地消失在漫漫长夜之中。
在他身后迄于明亡的六十多年中，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地发展，一发而不可收拾，再也没有一个能人志士力挽狂澜。它表明地主阶级当权派再也无能医治封建社会的病疾，即便是有识者也不过尾随张居正的后尘，幻想“循居正成规”，“谕各衙门万历十年以前所颁诏令，所行事宜，渐次申饬修举。”
作一东施效颦。当初大骂张居正是禽兽，被廷杖致残的邹元标，四十年后“亦称居正”，拖着一条拐腿，为张居正的昭雪奔走呼号，试图召回失去的新政，然而无可奈何花落去，古老的帝国大厦终于被历史的巨浪冲击得分崩离析了，这又何尝是他个人的不幸啊!这是明王朝的不幸!是一代社会的悲剧!历史嘲讽的不是张居正改革，而是断送这个改革的封建社会。这是公正的裁决。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张居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