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石泉先生（武汉大学教师）所著《古郢都江陵故址考》，征引繁富，分析精辟，诚称巨制。此文问世以来，沙市因所在地域和研究的对象有关，各学校及文化机关均收到多册。此间文教当局，并曾召集座谈会一次，提倡有志研究的人，各抒已见，以期能够寻得正确答案。本人靠手工为生，难有从容时间，从事探讨，但中心企慕，不揣简陋，抽暇写成此稿，自知很少可采之处，惟希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士加以订正，抛砖引玉，诚为幸事。
原文内容丰富，可供讨论的问题也不少，本文所揭六条，仅就一部分重点指出。我感觉得先把这六个问题分析清楚了，或者已经足够解决全部论点。若再有进而研究其它部分之必要，则请俟诸异日。
石泉先生认为魏晋以后书籍所载郢都地点，都是根据传统说法在江边的江陵。他以为这些书籍，必经后人改窜，不足为据。本文特避开这些嫌疑，除《水经注》外（原文亦经征引），均以《左传》、《国语》、《史记》为证，而重点根据取材《离骚》，时代更为接近，免去许多真伪辩难。
《哀郢》一文，本应只引有关词句，以为证明，兹特录全文，并加以诠释，盖取明白慎重之意。
二.原文提要
甲.考订《左传》所叙吴*入郢师行路线有关地区，看出当时郢都不是在长江边，应在汉水上游。文中分别研究蔡国、唐国、淮沩、豫章、方城、三隘、大别、小别、柏举、清发、雍澨各个地方的所在，从而认定吴*入楚，是从汉水北段南渡，向宜城（郢都）进攻的。
乙.考订《左传》所叙楚昭王奔随经过地区有关的睢江、成臼、云中各地的所在，认定昭王是渡汉向东逃避，这样才能躲开吴*行进路线，肯定《左传》渡江就是渡汉。
丙.考订古沮、漳二水经过的城邑，即当阳、麦城、临沮、枝江的所在，证明当时二水均在宜城南境入汉，来解决楚昭王逃出郢都时所涉睢水的问题，并不是现在的沮水流域。
丁.认定江陵也是在汉水旁边，今宜城南境，直到后梁萧詧时代，才迁移到长江边来的。此说成立，则传统说法又无错误，不过江陵的地点，有迁徙之必要了。
三.几个问题
春秋吴入郢，同楚昭王奔随的行程路线，和考订郢都地点有什么样的关系？原文从上面两件事实，来证明郢是在汉水边。他以为吴*渡过汉北向南进攻到汉水边的宜城南境，才可能十天到达，假使由此到长江边，就要照传统说法是从汉东来的，否则不能这样迅速；再则吴*若由东来，昭王又不至于到汉东奔随去冒危险。从昭王奔随一事，就可以证明吴*还是从汉东来的云。鄙见以为这样看法，并不准确，因为从襄阳到江边的江陵，历史上有许多用兵的事实，是两三天可以直达，原文亦经征引（现据襄沙公路里程表，由襄阳到江陵只二百公里），何况当时子常弃*奔郑，想见楚*无主，十分紊乱，所以吴*在一天内就追到雍澨（汉边地）。《左传》叙楚败*直退到这里造饭，可见是溃一日的情形，以后更无战斗。这样没有抵抗的追击战，就是由襄阳到江边的江陵，几天内走到，也是绰绰有余的。我感觉得从吴*行*时间上来判断郢都所在，是不够解决的。至于昭王绕道汉东，也不像老百姓逃难，只远远地躲开作战地区就够了。他离郢出走时，就嘱咐申包胥去乞秦兵，足见他是有恢复企图的。他绕道汉东，正是为了收集溃兵，或者此时还不知沈尹戌已经败死，打算一并调动方城以外的人，在汉东立足，准备与秦*取夹击之势。《左传》历历记载他在这里会合子西、子期，收抚奔徒，灭了唐国，又进*汉边，在雍澨与吴作战。许多事实，是有计划的行动，而不是无谓的逃命。果然只为避难，顶好照子常的办法，跑到远的外国，或向遥远的南方跑去，就安全了，何至于始终局促于小小随国，遇了许多危险，还不离开呢？《左传》引孔子的话：“楚昭王之复国也，宜哉。”特予好评，是恰当的。所以要解决郢都是否在汉水边而研究上述两个问题，是没有什么裨益的。
江与汉能混同么？原文说楚昭王济江就是济汉，汉水在古代也有江之称，以《史记·周本纪》：“周昭王南巡不返，卒于江上”为证。昭王南征是死于汉水，此则称为江上云云。但《左传》哀公四年：“楚人致蔡于负函，致方城之外于缯关，曰吴将溯江入郢，将奔命焉。”依原文解释，此江字亦应作汉。然在不久以前，定公六年，楚令尹子西因水陆*均败于吴，乃迁都于鄀，以定楚国（原文定鄀在现宜城西南，则由郢迁鄀是由北向南移，而不是由南向北）。那么，迁鄀一举，就不是避吴之逼，而是更接近吴*一些了，怎能说是安定楚国呢？若江字仍作本义，则郢在江边，更无怀疑的了。盖在春秋以前，文字简老，江、淮、河、汉均以单字为名，嗣后文字改革，始加江、河、水等字于原名之下，而江河遂变为通名，反冠“长”江、“*河”于本名之上，显然为区别同音字混淆而有这样的变化。今引司马迁的文字，以例《左传》，中间距离三百六十年之久（周昭王到汉武帝），视同一律，亦非可采。倘要如此说明，应在同时文献中立论，方为允当。
唐国究竟在哪里？原文所定唐国地点，是根据《左传》杜注“义阳安昌县之东南有上唐乡”，又辗转在《水经注》找寻注脚，以为安昌与唐国故址，都在今河南唐河东岸，驳斥传统说法，认为广国在今湖北随县西北广泛王镇是不合的，云云。现在《水经注》上找出淮水、涢水两条直接的依据，和原文所引同书“沔水条”，一并节录于后，以供参考：
《沔水》〖经〗又从县（襄阳县）东屈西南，淯水从北来注之。沔水又东合洞口，水出安昌县故城东北大父山，西南流谓之白水。又南径安昌故城东，屈径其县南，县故蔡阳之白水乡也。汉元帝以长沙卑湿，分白水、上唐二乡为舂陵县。光武即位，改为章陵县，置园庙焉。魏*初二年，更从今名。故义阳郡治也……白水又西合浕水，水出于襄乡县东北阳中山，西径襄乡县之故城北，按《郡国志》，是南阳之属县也。浕水又西径蔡阳县故城东，西南流注于白水……洞水又西南流注于沔水。
《淮水》《尚书》导淮自桐柏。《地理志》曰：南阳平氏县，王莽之平善也……又东经义阳县……又径义阳县故城南，义阳郡治也……阚骃言：晋太始中，割南阳东鄙安昌、平林、平氏、义阳四县，置义阳郡于安昌城。
《涢水》〖经〗出蔡阳县，涢水出县东南大洪山，山在随郡之西南，竟陵之东北……涢水东北流合石水，石水出大洪山，东北流注于涢，谓之小涢水，而乱流东北，径上唐县故城南，本蔡阳之上唐乡，旧唐侯国……〖经〗东南过随县西，县故随国矣。楚灭之以为县，晋武帝太康中立为郡。有厥水入焉。吕忱曰：水在义阳。厥水径厥西县西，又东南注于溠。溠水又东南径随县故城西……溠水又南流注于涢，涢水又南径石岩山北，昔张昌作乱于其下……晋太安二年，镇南将*刘弘遣牙门皮初，与张昌战于清水……即《春秋左传》定公四年：吴败楚于柏兴，从之，及于清发。盖涢水兼清水之目矣。又东南流而右会富水……涢水又南分为二水，东通灄水，西入于沔。
据上各条，参互研究，《水经注》所述唐国正在随县西北方，与晋时义阳、安昌等县之所在，一一明确，杜注、《水经》并无不合。又查《左传》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罗……楚子使赖人追之不及，杜注：“赖国在义阳随县。”又庄公四年：“楚武王……伐随……除道梁溠，营*临随”，杜注：“溠水在义阳厥县西，东南入涢水。”这些条都是互相符合的。杜武库（杜预）癖好《左传》，久镇襄阳，在距离治所不远有关春秋时代有名战役的軍略地区，其知识自极可信。
兹又依据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图集》，仿制上述地区略图，附于文内，以见杜注及《水经注》所定地区，俱有实据。尤其随县附近山水与《水经》完全可以对照，时至今日，相距千载，但大山大水的形势，仍不甚异，而且用兵进退，与地理关系密切，虽时代不同，还可以按图而索骥。吾人应以客观立场审查，不宜固执成见也。
不但此也，假使摆脱考据拘束，纯从理论来讲，伍子胥说：“王必欲大伐楚，必得唐、蔡而后可。”唐、蔡两国，在伐楚*略上为什么有这样的重要性呢？它们都是小国，唐国更小得很，倘说吴将依赖它们的兵力相助，才能破楚，无论何人，不会这样理解的。除开这一面，那就必然在地利上有大作用了：吴*从蔡南淮内弃舟登陆，翻过桐柏山，就是唐国，路途非常便捷，又无声无臭的安然越过桐柏险阻，故《左传》说“自豫章与楚夹汉”，盖言由豫章间道行*，迅即变成夹汉的形势，以写状其*行神速，所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也。（夹汉亦不过就大体说，言如此一来，楚只有汉水可守，事实吴*这时并未抵汉，《史记》述《左传》之文，误为夹汉而陈，与下文楚*济汉矛盾矣。）要不是这样解释，也不必特记是熟悉楚国地理的伍相国所献的计策了。再唐国果在广河附近，则吴*自然要依原文认定的“经过蔡国会蔡师，西入方城，会唐师，同进汉北”的路线了。那不说方城以外，还有好多楚*，尤其方城为楚国要塞，山势环周，是北方的屏障，应有重兵驻守，警备中原诸国，乃在《左传》叙吴、蔡*并未在途中发生战斗，直到将达汉水，方有接触，岂上述地域都是无人之境吗？又何以沈尹戌定谋，他将悉收方城以外之人，焚舟淮内，回师夹击。假若定计的时候，方城已经入吴*之手，他从哪里去调动人马呢？
雍澨所在何处？杜注不详，只据《禹贡》汉水“过三澨”的文字，认为是汉水边地名，这是原文所不辩的。但是究竟在汉水哪一段呢？原文以为应该在今襄阳附近，却是出于主观推定。查《左传》：吴*初逐楚师，败诸雍澨，后左司马戌听见楚败的消息回救，败吴*于雍澨；第二年，秦兵来援，又有吴师败楚师于雍澨的记载。这一地方，前后三见，可见得是吴楚两*接触的要道。又据《左传》全文，最后在雍澨作战的是子西、子期，收集溃散*队，保护着楚昭王的。昭王在汉东随国是有明文的。那么子西等自应在汉东逐步收复失地，攻吴左翼，同秦兵东西夹击，他们似无必要离开根据之地，绕道攻宜城的后面呢。从此点看，雍澨应在汉东孔道上，而吴*的来路，也可以参互证明了。
建都于郢的理由是什么？据《史记》记载，楚文王元年，由丹阳徙都于郢（《通典》周成王封熊绎，初都丹阳今秭归，后移枝江，亦曰丹阳）。熊渠时，曾立长子康为句亶王。《史记》云：在江上楚蛮之地，即今江陵县也，其地形势，水陆交汇，东西南北皆当冲要，更居楚国适中地点，定为国都是有理由的；若是建都宜城，则偏于北境，拿古时交通通工具的速度来说，就嫌控制不到。况且，这时汉水南北，还有许多周朝分封国家存在，以后才逐步灭掉，所谓“汉阳诸姬，楚实尽之”，还是定都于郢以后的事，此时宜城是否楚境界，尚不可知。春秋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罗，及鄢，乱次以济（杜注：鄢水在襄阳宜城县入汉），大吃败仗，屈瑕自杀，这是楚武王时代，在他儿子楚文王继位（庄公四年）前八年。嗣后，楚国何时灭罗，《左传》未有明文，在楚文王嗣位迁郢（文王元年）的时候，楚国是否并罗，还不可知。纵然已经列入版图，也决不会在新扩充的边界上建立首都的道理。其后楚人扩境，至于许、郑，争霸中原，才有迁都汉上的需要，这是在楚庄王时代，距楚文王已经八十多年，时异势殊，岂能并为一谈，但这时郢都并未丧失它的重要性，所以建陪都于鄢，以利北方的控制。《史记》：“楚灵王乘舟欲入鄢。”《集解》服虔曰：“鄢，楚之陪都也。”杜预曰：“襄阳宜城县”以上情形，互见诸书，并非孤证，不可一概抹煞也。
江陵所在何地？原文考订，以前也是在汉水边，今宜城县南境，直到后梁萧詧的时代，才移到长江边。萧詧是被西魏安置在新江陵的，并长期派兵监视，他十分忧愤，作《愍时赋》以见意。又说当阳、枝江、纪南以及沮、漳二水等名称的南移今地，也是后梁立国以后的事。萧詧同他的子孙关起门来做皇帝，在小领土上分设了不少州县，既把国都叫做江陵，当然也会把过去在旧江陵城附近的那些地名、水名，也配置在附近，因为得宜，相当巧妙，就使后人更容易把这些地名认为就是古代的同一地名了云云。而对于《水经注》江水、沔水条，把江陵、枝江写在长江边的文字，则断定是受后人严重窜乱的结果。以上所论萧詧，因为住在新江陵，就更改了许多地名，混淆后人视听，其设想自属新颖独到，不过没有事实佐证，只凭悬揣，殊难判断其是非。以人情言，詧既寄人篱下，局促一隅，作赋悯愍时，心绪可知，同时却能如此闲情逸致，又似乎不无矛盾了。况且《水经注》所载江陵附近地名如方城（现名万城）、三湖（江陵八景有三湖钓雪）枚回洲（现名枚回桥）、龙陂（现名龙陂桥）、金堤（现名寸金堤）纪南城、郢城、离湖各名，至今尚存。除了纪南城、郢城、沮水等名外，其余细小地名，亦经一一窜改，作伪者何致如此周密，又能使后世流传不绝，遂令原地反而湮没淡忘，亦可疑也。
四.最古的文献
屈原《九章·哀郢》后汉秘书郎王逸原注、《汉书》补注，本人见解用按字表明。
：此章言己虽被放，心在楚国，故太史公读《哀郢》而悲其志。按：此章去国长久，思归不得，回述被放离郢徘徊留恋之情，以自写其抱抑郁，最后表现出思乡本旨。
皇天之不纯命兮，
按：以天代楚王，命即命令，言*令没有定准。
何百姓之震愆？
：人君不纯一其*，则百姓震动以触罪也。按，震，怒也，犹言百姓有何罪过，而遭到天的震怒？
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
：仲春二月，嫁娶之时，言怀王逐己，正以仲春，徙我东行，遂与室家相失也。
按：似作者离郢的时候，刚刚同东迁的百姓同路，因叹国家*令不常，在仲春农作主要时候，令百姓流离失所，就像犯了什么罪过一样。
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
，遵，循也。水经云，夏水出江，流于江陵县东南。注云：江津豫章口，东会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氾也。
按：屈原是顺江东下，因下文有过夏首句，所以在这里并说夏水。
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鼍吾以行。
：甲，日也。鼍，且也。屈原放出郢门，而思始去，时正以甲日之旦而行。鼍作晁。補注：读为朝暮之朝。
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其焉极！
：前汉南郡、江陵县，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后九世平王城之，后十世秦拔我郢，徙东郢。
〖按〗：荒忽，即恍惚；焉极，犹言哪里为止。
楫齐杨以容与兮，
：楫，船棹也。齐扬同举。按，船夫举楫的姿势，从容自在。心中无事，可以表明他们和迁客的忧愁不解，正相反映。
哀见君而不再得，望长楸而太息。
：长楸，大梓；太，一作叹。
涕淫淫其若霰，
：言己顾望楚都，见其大树，悲而太息，涕下淫淫如雨也。
过夏首而西浮兮，
原注：夏首，夏水口也。船独流曰浮。
〖按〗：回舟入夏，西浮以望郢。
顾龙门而不见，
：龙门，楚东门也。言己从西浮而东行，过夏水之首，望楚之东门，蔽而不见，自伤日以远也。
：水经云，龙门即郢都之东门，又伍端休《江陵记》云，南关三门，其一名龙门，一名修门。
心蝉媛而伤怀兮，
：婵媛，犹牵引也。
眇不知其所蹠，
：渺，犹远也。蹠，践也。言心中牵引而痛远视渺然，足不知所当践蹠也。
〖按〗：不知自己置身何地的意思。
顺风波以从流兮，焉洋洋而为客。
：洋洋，无所归貌，言己忧不知所践，则听船顺风，遂洋洋远客而无所归也。
：洋洋，水盛貌。焉字读如且。焉，止息之焉。
〖按〗：言风波洋洋，不知何处作客也。
凌阳侯之汜滥兮，忽翱翔之焉薄，
：阳侯，大波之神。薄，止也。言已遂复乘大波而游，忽然无所止薄。
〖按〗：顺流翱翔，不知所止，与上文同意，写忧郁之情，不嫌重复。
心絓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
：絓，悲也。音画；蹇产，诘屈也。
：山曲曰蹇，产，义与此同。
〖按〗：以上第一段，回忆去国时的情况和心中的郁结。
将运舟而下浮兮，
：运，回也。
上洞庭而下江，
：言己忧愁，身不能安处也。
〖按〗：将应读作锵。《诗》：“将仲子兮”是语助词，上文入夏西浮，此又返棹而东，此处西南去可上洞庭，或东去即顺江而下，都可自便，但仍沿江东下，屈虽被逐，大约没有限定住处。
去终古之所居兮，
：远离祖宗之宅舍也。
今逍遥而来东，
〖按〗：逍遥，无所事事之状，《诗》云：“河上乎逍遥。”
羌灵*之欲归兮，何须臾之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
：背水，念亲属也。
〖按〗：《寰宇记》：“夏首又东二十余里，有浦，居二水之间，谓夏洲；首尾七百里，这是说过夏浦又西，念故都。”
哀故都之日远，登大坟而远望兮，
：水中高者为坟。《诗》：“遵彼汝坟。”
〖按〗：朱注，坟，大防也。
聊以舒吾忧心，哀州土之平乐兮，
：悯惜乡邑之富饶也。
悲江介之遗风，
，远涉大川，民俗异也。介，一作界；曹子建诗“江介多悲风”；注云：介，间也。
〖按〗：楚初都丹阳，后迁郢，皆在江边。遗风，犹言先人遗下的功绩。回思昔日国势强盛，不觉悲从中来。
当陵阳之焉至兮，
：前汉丹阳郡有陵阳，仙人陈子明所居也。《大人赋》云：“反大壹而从陵阳。”
〖按〗：陵阳盖指丹阳，焉字作如何讲。言先君由丹阳如何迁来，言先君由丹阳如何迁来，言创业之不易也。
淼南渡之焉如？
：淼，弥望无际极也。渡亦作度。
〖按〗：楚境江南之地，云梦、洞庭，皆是泽国，故言淼远也。如字当到字讲，《春秋》：“公如齐，公如棠，观鱼。”是说南方辽远的国境，是如何达到的，就是“筚路篮缕，以启山林”的意思。言先人开拓艰难。
曾不知夏之为丘兮，
：夏，大殿也；丘，墟也。《诗》云：“于我乎夏屋渠渠。”怀王信用谗侫，国将危亡，曾不知所居宫殿当为墟也。
孰两东门之可芜！
：孰，谁也。芜，逋，言郢城两东门，非先王所作耶，何可使逋废弃无路。
〖按〗：孰字承上句，应作熟知解。芜，即鞠为茂草之意。
不怡之长久兮，忧与愁其相接，惟郢路之辽远兮，江与夏之不可涉。
〖按〗：接上文，言国家危殆，忧愁相接，欲归与君言，又道阻不能到。
忽若其不信兮，
：始从细微，遂见疑也。
至今九年而不复。
：放且九载，君不觉也。
〖按〗：忽即岁月淹忽之意；不信，言不自信。已过九年也。以上第二段，说国势危殆，无法晤君。
惨郁郁而不通兮，
：中心忧懑，虑闭塞也。
〖按〗，不通，即障蔽于谗言之意。
蹇诧傺而含戚。外承欢之灼约兮，
：灼约，好貌；灼音绰。
谌荏弱而难持，
：谌，诚也，言侫人承君欢颜，好其谗言。今之灼约小人，诚难扶持之也。
〖按〗：言言佞人媚君取容，实则软弱无用，不能持危扶颠。
忠湛湛而愿进兮，
：湛湛，厚重貌。《诗》：“湛湛露斯。”注云，茂盛貌。
妒被离而鄣之。尧舜之抗行兮，嘹杳杳而薄天，众谗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
：《庄子》曰：“尧不慈，舜不孝。”盖言尧舜大圣，犹不免于谗谤。
憎愠论之修美兮，
：愠，纡粉切，心所愠积也。伦，力允切，思求知晓谓之伦。
好夫人之慷慨，
：慷慨意君子之愠伦，若可鄙者；小人之慷慨，若可喜者，惟明者能察之。
〖按〗：修美者被谗而愠伦，遂更觉他可恶；小人得志，趾高气扬，益得人君所好也。
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
：踥蹀，行貌。
〖按〗：以上第三段说被谗言所害，无法自解。
乱曰：
〖按〗：乱，即尾声。《论语》“关睢之乱”。
曼余目以流观兮，
曼，犹曼曼，远貌。
：《说文》，曼，引也。
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
〖按〗：反，同返。
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按〗：以上第四段，欲归不得，揭出本旨。
五.结论
前文所述郢都地址，在大江北岸，出国门即可乘船，顺江东下过洞庭出口之处，其为江陵形势毫无可疑。同时又从“去故乡而就远”，“发郢都而去闾”、“去终古之所居”等句，可以证明屈原是屡代居住在郢，因为他家是宗室，又是贵官，必须住在国都所在。大概是先人随同迁来，所以秭归也是屈氏以前的故乡。同时又可以认定，到楚顷襄王时代，楚还是都郢，并未他迁，直至秦白起拔郢，时才被迫离开。足以反证《史记》所述，尚非完全正确。又，还有一个旁证，《战国策》苏代约楚昭王书：“告楚曰：‘蜀地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也。’”也是时代相近的文字，与前文一切相合。是本问题最古的文献，与许多记载，超越很远，在未发现是窜乱伪托的时候，似乎可以作为定谳的基础了。
郑著安先生是民国时期荆州文化界人士之翘楚。据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出版之《剧专十四年》第页介绍，他在抗战期间，曾执教于战时设在四川江安的国立剧专执教，是当时著名文化人丁易、余文治、胡季英、*的同事。那时，王元美(王元化先生的二姐)也在该校。可能是生不逢时，其人身后萧条。他的这份手迹，是当年沙市籍北京大学文学院博导、找著名古文字学家李家浩教授寄我；我转谢葵副主席、而又由他亲手用键盘植入电脑，转化为电子文档的。后来，发表在社科联的《人文荆州》杂志上，想来又过去近十年了。据家浩先生讲，他早年间在聂劭抚先生门下问学，可能是那边得到的；郑著安先生晚岁孤寂，其女儿又在外地，竟不知故于何年。——————陈礼荣先生
鄭著安撰《“古郢都江陵故址考”辯》手稿30頁，蝇头小楷，陳禮榮先生贈予復印件，我手自輸入，並略加校正，錄於下，繁體、異體、假借、俗體字一仍其舊。各頁內容並不連貫，可能有錯簡，為便於進一步核對，我為每頁標注了頁碼。
謝葵丁亥三月二十七日識于荊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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