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陵是国务院年首批公布的我国二十四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江陵之所以够称历史文化名城，固然因为它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文人荟萃之所，有秦汉遗迹，三国文物，又是九朝偏安帝王(晋安帝、齐帝、梁元帝等)之都，历代朝廷封王置府之处，还有明清砖墙完整的城垣。但更主要的却在于它是伟大楚文化的产生地。楚自文王伊始，先后共20君建都于此，历时年之久。楚人以江陵为中心，力征经营，开疆拓域建立了一个雄踞江南虎视北土，“丈地计众，中分天下”的泱泱大国，创造了堪称当时世界第一流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文献记载和近年考古发现的惊人成果足可证明。这是江南乃至全国任何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不可比埒的。要真正突出江陵历史文化名城鲜明的个性特色，昭示江陵独特的文化价值，提高江陵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就只有在较充分地弄清楚文化基本面貌的基础上，主要以显现楚文化的特色、焕发楚文化的光辉、弘扬楚文化的优良传统来实现。即以楚文化为上源，为重点，再顾及历代的重要遗留加以保护，构成名城的历史文化序列，现出古城的沿革轨迹。抓住了重点，以特色为优势，又珍视每个时代的文物古迹，源远流长，就可能做到别处有的我也有，别处没有的我独有。这种“我独有”的个性特色越鲜明，历史文化的感染力就会越强。这一思路，似乎已成为江陵名城建设者们的共识。但要付诸实施，在城建实践中兑现以楚文化为重点，却是十分困难而艰巨的。这困难和艰巨性，不仅在于资金和技术的短缺，更主要的是决策者要有相当的超前意识和深遂的战略眼光，对楚文化的价值有足够的理解，对江陵城的未来有充分的考虑，从而兰图在胸，高瞻远瞩地在现代化大目标下，主动地赋予传统楚文化以新的生命力和存在形式，变目前的“经济、文化、旅游”并行发展的三维模式为一体思维，即纳入到“把江陵建成举世瞩目的楚文化旅游城”的构想中，实行楚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汇融，走传统文化现代化、现代文化传统化的路子，从而在江陵实现楚文化传统格局与现代化城市功能的和谐统一。让“腾飞的金凤”(江陵城标)之类与高耸的电视塔之类达到自然浑然融，而没有那种突兀，隔时，强烈对比不协调之感。进入江陵城犹如楚国游，古色古香，而又不失现代文明之感。即，既能见到江陵在新时代的新姿容、新面貌，又能感受到楚文化传统的浓郁芬芳。换句话，就是使人们不仅能在博物馆看到楚文物的丰姿，也能在城建格调、市容风韵、环境空间的艺术处理、文化生活设施、名胜古迹的保护、景观的布点、居民的习俗等各方面，都能受到楚文化氛围的陶冶和感染，并获得有益的知识，舒适熨贴，留连忘返。
名城的保护自要着眼全面，而名城的建设则要优化选择，突出重点和个性。那种丢掉个性、忽视特色、放弃优势，囿于“共性”的一切缺乏文化深蕴的建造，画蛇添足的作法，节外生枝的举措，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历史文化理解能力和需求的提高，名城意识的增强，就会感到别扭和腻味。
荆州（江陵）城华中科技大学赵逵教授摄
▲沙市便河“沙石”年9月6日杨冰摄
如，若论三国文化，江陵强不过蜀都(成都)南阳(襄凡)；论明清砖墙城垣，固然可宝，然其巍峨雄伟之势，与南京、西安相较，则大为逊色；至于汉唐文化、宋明古迹，实难与西安、洛阳、南京、卞梁(开封)、余杭(杭州)甚至扬州媲美；论山水景观、园林台榭，更不可与苏杭、桂林相提并论。唯有以江陵为中心生息地的楚人所创造的楚文化，博大精深，丰厚无比，风格独异，可说是一座璀璨瑰丽的巨型宝库、庞大幽深、穷究不尽的迷宫，上通神话世界，下启现代文明，是人类智慧的丰碑。无论是在物质层面，还是精神领域，楚人都有奇迹般的创造和世界性的贡献。楚人留下的许多精华瑰宝，至今仍不失其强烈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娱乐功能、审美功能。姑不论楚国鼎盛时期的经济如何发达，科技如何先进，兵力怎样强大，文化怎样昌盛。仅就一些明君贤臣，在江陵(郢都)立法度、正纲纪、以身作则一点，就有可肯定的地方。
为了建立安定的*治局面，维护统治秩序，振兴国家，楚国制定了一套成文的法典和律令。诸如《仆区之法》《茅门之法》、《鸡次之法》《入宅之法》都是楚国的一些法典律令的名称。另外还有厉行奖惩的*法、民法。诸多法令，虽其主旨不外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君主专制，但历史地看，一些柄权执要者，不把自己置身于法外，奉公守法，秉公执法，精神是感人的。
《韩非子·外储处说上》记：楚庄王时，太子违犯“茅门之法”??（通廷，后文皆作廷）理(执法官)依法处理，太子哭着要庄王诛廷理。庄王则说:“法者，所以敬宗庙、尊社稷。故能立法从令尊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诛也”，“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不但没予加罪，反而进爵二级。太子则请罪认错。
《说苑·至公》记：子文为令尹时，廷理办案，知一犯法者系子文族人，就把他释放了，子文得知，立即指责廷理说：“凡立理者，将以司犯王令而察触国情也。夫直士执法，柔而不挠，刚而不折。今弃法背令而释犯法者，是为理不端，怀心不公也。是吾营私之意也?何延理之骇于法也?”“今吾族犯法甚明，而延理因缘吾心而释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于国也。执一国之柄而以私闻，与吾生不以义，不若吾死也。”遂致于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将死’！廷理慎，遂刑其族人。”此事不仅立刻得到楚王嘉赏，“黜廷理而尊子文”，更受到人民的歌颂和爱戴，赞其“方正公平”、“若令尹之公，吾*何忧乎。
《说苑·至公》还记：“虞丘子荐孙叔敖为令尹后，虞丘子家人干法，孙叔敖执而戮之，虞丘子不但没责怪孙叔敖，反而对楚王夸讲：“臣言孙叔敖，果可使持国*，奉国法而不*，施刑戮而不骩，可谓公平。”
又，《吕氏春秋·高义》记：“石渚“公正无私”，楚王使为*，一次，追一杀人者，发现是自己的父亲，就放走了。但他认为“阿有罪，废国法，不可。失法大罪，人臣之义也。”于是决定自杀。楚王要赦免他，他说“不敢废法，臣之行也。”终于伏罪自杀。
一个国家，有这样一些君臣，何患国事不理，民心不顺，*局不稳。在春秋及战国之初，楚国基本上做到了“国法行，而纲纪立”统治阶级内部虽也有互相残杀，或践法为私者，但贤明的比较多，国君中以庄王为最，他能扶正抑邪，赏罚公正，虚怀纳谏，且有自知之明。大臣中以子文、孙叔敖为最。子文是中国古籍所载的第一位大清官。楚成王时，他毁家纾难，出任楚国令尹，严守法纪，见任不喜，勤俭自奉，天“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归食”，廉洁俭朴，为相多年，家“无一日之积，恤民之故也”。楚成王每次给他钱财，子文总是逃避不受，别人问他：“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他说：“夫从*者，以屁民也，民多旷者，而我取富焉，是师(劳)民以自封(厚)也，死无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对利禄、致富有这样的理解和作为，实不负贤相之称。孙叔敖是中国第二位大清官。他“怀绝世之才”，“尽忠为廉以治楚”，“期年而楚国大治”，他为相多年，辅庄王成霸业。但在位愈久“而心愈卑，每益禄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礼愈恭。”(《荀子·尧问》)，恭节俭，吏治清廉，*令和缓，上下相通，盗贼不起，社会安定，把楚推向全盛。他权重功高，然而从不以权谋私、以功求荣，没往衣兜里装一个私钱，死时没留下任何家产，“妻子穷困负薪而食”。临终前嘱咐子孙千万不要无功接受国家封禄，没给子孙谋取什么特殊照顾。难得！难得！后世司马迁为之立传，树为楷模。
不难看出，国运的昌盛，*治的安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荣，即国治邦安，与最高执*者以身作则，为*清廉有多么密切的关系！
楚自庄王而极盛，直至战国前期，在列国中，长期处于优势地位，按理最有希望统一中国，然而，事与愿违，它走的是一条盛而衰，由衰而败，由败而亡的道路，就中的道理是令人深思的?楚文化里蕴蓄着中华民族许多浓厚的“元气”，宝贵的精神，也记录下了说不完的酷虐和罪孽、艰苦和危难、浩劫与创伤。显赫数百年的古都纪南城，如今只是一座废墟供人们凭吊，一部楚国兴亡史就有后人、特别是为*者汲收不完的经验教训。以楚为镜，可以知兴替明得失、“通古今之变，明兴衰之理”。对楚文化进行认真清理，科学估价，古为今用，这对无论是进行传统教育激发民族自豪感、自信心、焕发改革精神还是防腐除弊都是极为有益的。
所以，发掘楚文化的深蕴精华，加强楚文化的外在表现，把江陵建成举世瞩目的“楚文化旅游城”，为社会主义历史文化、人类精神文明建设增添光彩，应是江陵名城建设者及每位城民的光荣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
自然，要向这个目标迈进，起码的工作是要认识江陵与楚文化的关系，弄清江陵自身的文化脉络。马克思说：“古典的、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著名的城市学家斯本格勒说：“人类所有的伟大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世界史就是人类的城市产生的”。我们也可以说，伟大的楚文化是由以江陵为主的城市产生的。《方舆纲要》云：“荆州者(江陵)全楚之中也。北有襄阳之蔽，西有夷陵之防，东有武昌之援，楚人都郢而强”，江陵是楚文化的纪录碑和缩影，是楚国兴旺的见证。
可是，我们对江陵的先秦史实在了解太少，至今连“江陵”这个名称始用于何时，都还不清楚。
关于“江陵”之名的始出，通行的有“汉改江陵”与“秦置江陵”两说。《水经·江水注》云：“汉景帝二年改(江阳)为江陵县。”照此看来，“江陵”是汉代才有的地名。而唐人在《通典》里则说：“今荆州所理江陵县，故楚之郢地，秦分郡，置江陵县。”这就将“江陵”始名推到了秦代。近年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语书》证明；起码在秦始皇二十五年(-)已有“江陵”地名了。所以秦有“江陵”是无疑了。而年上海博物馆收录的一钮战国时期楚国的官玺，其文字，经专家们考认，系“江陵行宫夫人玺”，这又说明，白起拔郢之前，起码战国时期楚已有“江陵”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这“江陵行宫夫人玺”是否就是“江陵渚宫夫人玺”?
江陵城，本是春秋楚国的“渚宫地。渚”是楚王的别宫，或称“行宫”，故址在今江陵城内西北隅。《左传》有“王在渚宫”，孔颖达疏：“渚宫当郢都之南，盖楚成王所建”。当时长江不象现在离城这么远。渚，是小洲，“渚宫”是临江而建。楚成王为了毕览长江胜景，而特地在江边洲上营造这座行宫，同时还修了官船码头，是楚王经常驾幸之地，不独游乐观景，亦常在此处理**事务。公元前年著名晋楚城濮之战时，楚成王在这儿召见过大将、令尹子玉。这渚宫和官船码头是与郢都配套的一体建筑，是郢都的南大门和通江口。所以《史记》《汉书》均称：“江陵故郢都”。白起拔郢，郢都和渚宫一齐被毁，被废，而设南郡，置江陵县。若上面提及的“江陵行宫”就是“江陵渚宫”的话，就可作这样的认识：“江陵”之名本春秋时楚地已有，只因此处修建了皇帝行宫，为了突出宫名，“江陵”就隐称了。这种以建筑物代地名的现象是极为普遍的。后来，“渚宫”既毁，“江陵”复出，所以“秦置江陵县”，只是沿用楚之旧名。但不管“江陵”之称出自何时，它是春秋时楚国的“渚宫”地是无疑的。如今“渚宫”遗物荡然无存。只有唐人余知古撰有《渚宫旧事》六卷传世，其书上起鬻熊，下迄唐代，所载皆荆楚之事，故以“渚宫”代荆楚定此书名。
▲沙市便河年6月27日杨冰摄
我以为，要把江陵建成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城，应有复修“渚宫”的打算，把它建成中国江南最有个性特色和文化深蕴的名宫。既是楚文化的象征和载体，又可融传统美与现代美为一宫，成为极有历史文化价值和实用意义的传统化和现代化的科技、文化娱乐中心。让人们在音乐、舞蹈大厅去听浑厚的编钟演奏，去观赏翩翩飘逸的长袖舞，想象楚人在历史舞台上作了怎样威武雄壮的演出。让奇诡的壁画把人带到天国幻境去，领悟《天问》所由产生。让人们在楚庄王、孙叔敖、屈原……的塑像前缅怀他们的功绩和为人。书画大厅、可让人们挥毫、抒情。电子、激光游艺馆可让人们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科学馆、档案室更为向现代科学高峰攀登的人提供了极大方便……总之，它是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结合，是江汉大地历史文化明星城最显著的标志，闪耀着中华民族文化和现代文化的万丈光芒。但愿我这话般的幻想在21世纪能变为现实。（原载于《荆楚文化研究》年荆州师专荆楚文化研究所辛稼李德尧陈昭永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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