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哪些治疗白癜风的专科医院 http://wapyyk.39.net/bj/zhuanke/89ac7.html吴太伯世家：君子典范世家自“周”始在列传第一篇，司马迁特意安排了一篇奇文——《伯夷列传》，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自己对历史的关键信念：历史上有些人具有典范的人格，但往往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他们的人生也因之充满了各种挫折和痛苦，甚至到最后很有可能在时间不断的流逝中被遗忘。历史学家就要对抗这种“天道”，换句话说，要承担起人们原本对天道的预期——公平。“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的“天道”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期待，跟真正的现实——古往今来人们的作为和遭遇——对照起来，就能够清楚地看到所谓“公平的天道”并不存在，而人的精神则是高贵的。一方面我们希望好人可以得到好报，另一方面，又不能以为有天道就什么事都不做了。想让这个世界趋近于人们所想的那种公平，需要许多人为之努力，历史学家就是其中之一。历史学家自身需要具备高贵的人格和选择的原则，凭借这两点找到历史上的人，把他们的精神和事迹凸显出来，散发出高贵人格的光芒，以此抵抗天道的不公。司马迁用这样的眼光写完了《伯夷列传》，还提到古代历史的权威一个是六经，一个是孔子。虽然孔子没有提到许由、卞随、务光这些人，但是讲了伯夷、叔齐和吴太伯。吴太伯是谁？司马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吴太伯？在《伯夷列传》中，司马迁就留了一个回马枪，要读懂这个回马枪，就要回到世家部分。翻开《史记》目录，世家第一卷是吴太伯，接下来是齐太公，然后依次是鲁周公、燕召公、管蔡、陈杞、卫康叔。从吴太伯开始，一路到晋和楚，都是周建立封建制度之后的封国。周取代商是中国历史发展上最重要的一个突破，但实际上《伯夷列传》中提到，武王伐纣不过是对殷商巨大统治势力的一次反抗，是在文王死后被迫发兵的。周人及其联盟虽然出兵反抗纣王，但从来没想到真的可以打败商。对他们来说，“大邑商”有大城市和丰富资源，是等级更高的*治权威。当时大多数反抗势力只是想表现自己反抗的意志，然而发兵后不久，周人就在牧野击溃了大邑商强大的*事势力。周人及其盟*一路打进朝歌，将纣王与其周围的*治势力都打败了。这是周人没有预期到的巨大胜利，但考验也随之而来——赢了之后该怎么办？对周人来说，他们并没有准备好做一个国家的领导者，由此产生了对周人、周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都极为关键的“忧患意识”。不能因为得到了权力就放松心情，这个权力的来源如此神秘，神秘到其中似乎应该有一个天命来支持。天命是什么？这个问题必须不断地追究，更重要的是，必须保持战战兢兢的态度，好好把握这个得来奇特的权力。像商这么庞大的势力都可能在来自西部边陲部族的挑战之下一夕瓦解，周人又要如何说服自己，新建立的*权是可长久的呢？周人没有把握，一直如履薄冰，不断地自我检讨，思考如何接下商人的*权，如何统治这么广大的区域。在这样的背景下，而有了封建制度。今天，人们对封建制度的认识已经越来越清晰。封建制度其实是周人把自己的亲族及可以信赖的友邦势力结合在一起，然后不断地对外扩张。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把原来商人用松散的联盟方式统治的区域，转而用封建和宗族宗法组构成一个更紧密的*治结构和权力系统。封建制度的建立其实非常坎坷，也就留下了很多故事。在历史上，有一个观点不应该被遗忘——有无封建制度的历史面貌是非常不一样的。司马迁显然很清楚这一点，因此才有了“世家”这个体例的存在，而世家就源自周代封建制度。世家一直到第十篇都在企图说明，周人是怎样把一支支部队、一群群宗族建构起封建制度，使中国从此进入封建时代的。再对照本纪，我们就知道这里有一个奇特的历史分期的重要概念被后世忽视了。《史记》前面的几篇文章涵盖的时间非常广远，在叙事上过渡得非常快——第一篇是五帝，第二篇是夏，第三篇是殷，第四篇是周。司马迁试图用这样的方式说明中国古代的历史。中国古代历史之中有五帝、夏、商、周，但是世家却从吴太伯开始，意味着司马迁认为夏、商并没有封建制度，而有无封建制度对于历史的变化和发展的影响是非常不一样的。不管是夏还是商，在一种松散的*治架构底下，我们没有太多的资料去认知它们的*治变化。可是从周以下，因为封建制度建立，记录历史的方式跟夏、商不可能是同样的。所以本纪之外，需要用庞大的篇幅来写世家，才能够更充分有效地认知并理解周代的历史。《周本纪》之后是两篇“秦”本纪，第一篇是昭襄王和庄襄王的时代，第二篇是秦始皇和秦二世。如果说本纪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历史分期的概念，一路写下来就是夏、商、周、秦、汉这种为人们所熟知的朝代史，那么在世家部分，司马迁则明明白白地写了另外一种分期的概念——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开端于周初，结束在司马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有吴、齐、楚、晋、鲁，历史是由一个个拥有世家贵族血统的诸侯构成的。后人在这段历史中看这些诸侯如何统治自己土地，如何扩张、征战，更进一步看他们如何挫败、失国，如何被消灭，这是周代历史最辉煌、最复杂，同时也是人类经验上最值得理解和认知的一页。秦帝国建立之后，新的时代使得这种以诸侯为主角的情境开始有了变化。这种变化并非一蹴而就，不是秦帝国建立之后就立刻从封建进入帝国，中间有一段暧昧的重叠时期。秦灭亡之后，汉代一方面承袭了秦的帝国制度，另一方面又复原了周代的部分封建制度，采用了郡国并行制。汉初到汉武帝时代，因为实行郡国并行制，一些地区被分封出去，与中央朝廷并不是直接隶属的关系，换句话说，这里面仍然有封建的运作机制存在。而当司马迁写完世家的时候，也就标志着一个漫长时代的结束，并定格在汉武帝在位期。汉武帝把秦始皇建立起来的帝国予以重建，在皇帝独大、中央集权的情况下，地方诸侯已然没有了立足之地。尽管这些诸侯很多都是刘氏的宗亲，甚至是皇帝的兄弟，但是所有的封王在被历史巨轮碾过之后都消失了。这是司马迁对世家和历史上社会*治结构变动的一种独特看法，但如果只是用这种方式来看世家，又会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写世家要涉及封建的起源，不管是吴太伯、齐太公还是燕召公，建立时都是随着封建制度的成立而出现的，那为什么不是齐太公、周公或者燕召公，而是吴太伯被放在第一篇？显然，这是刻意为之。世家第一篇跟列传第一篇对应，《吴太伯世家》对应《伯夷列传》。司马迁选择的人物身上特别值得被彰显的行为和品德，有非常清楚的类似之处。*治权力上的高贵情操《吴太伯世家》开头就说：“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吴太伯是周太王的儿子，而在周太王的儿子当中，有一个后来在承袭周代系谱上非常重要的人，季历。季历很有能力，更重要的是，周太王还在世的时候，季历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文王西伯昌。当时太王看出这个孙子有独特的能力，心里便有了让季历接位的念头，这样一来，王位才可以传到西伯昌身上。从周代开始，中国有一种非常清楚的排行命名方式：伯仲叔季。从名字就可以看出季历是老四，上面至少还有三个哥哥。《吴太伯世家》一开头就先提季历的这两个哥哥，老大太伯和老二仲雍。两人知道了父亲的心意，也看到弟弟季历有特殊的能力，季历的儿子昌更加杰出，于是决定离开周人诞生和成长的周原。两人离开当时的文明区域，长途跋涉到了南方荆蛮之地。为了不让周人在周太王死后把王位交给他们，两人做了更戏剧性、更决绝的举动——到了荆蛮之地，自己也放弃了文明，变成野蛮人，以此表示再也不会回到文明的地方，更不可能去承接王位。他们的用意很清楚，就是避开季历。季历因此顺利地接任了王位，变成了王季。因为有了王季，昌后来才接了位子，才有了后世所熟悉的周代系谱。司马迁选择吴太伯作为世家第一篇，其用心昭然若揭。对应列传第一篇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更可见其用意之深刻。伯夷、叔齐把王位让给弟弟，跟吴太伯、仲雍是完全一样的选择。吴太伯和仲雍在血缘身份上比季历更有资格继承王位，在这里，血缘上的原则和能力上的原则发生了冲突：到底应该是嫡长子接任王位，还是能力最好的那个来当权力的继承者？在兄弟的排行当中，弟弟有时会展现出特殊的能力，甚至在统治上拥有超越哥哥的智慧和运作的魄力，那么立长还是立贤，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哪怕到了汉武帝时代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在嫡长子继承制的基本框架底下，不管争夺的是财产还是权力的继承权，最容易引发的就是兄弟阋墙。如果真的可以只遵照嫡长子继承的原则，这个世界无疑会平静很多。然而世事从来没有那么简单，不只是刚刚提到的兄弟之中的能力差异，更麻烦的是父亲不可能完全没有私心，在那么多儿子中，父亲不见得偏爱老大。所以在司马迁的记录中，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原来以宗族、宗法规范为基础的封建制度的瓦解，所有的血缘关系（父子兄弟）往往因为能力、偏爱等因素的介入而导致家人相争、欺诈、背叛，乃至于互相谋害。写这些历史往事的同时，司马迁敏锐地觉察到那个时代跟自己所处的时代有呼应之处。换句话说，从高祖建立汉朝之后，在汉朝的宫廷，乃至于汉朝各封国的土地上上演的，也是这样一出大戏。在皇权面前，血亲家人甚至原本应当赐予兄弟的基本保障都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司马迁在列传中写了一些原来是皇帝兄弟的封王，因为有了封国便引发了皇帝的猜忌和不满，最后一个接一个地被收拾了，待遇好的只失去了封国，有些则被带回京师长安严加看管，剩下的甚至因此丧失了性命。人无法相信自己的亲人，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在东周，家人的情感、宗亲的安排在*治权力面前不再有效。汉代一路到武帝，镜影一样又将历史重现。然而还有一种高贵的情操，是唯一能够与东周和汉代发生的人伦悲剧相对峙的利器，那就是“让”。司马迁必然是对这件事情深有感慨，才在《吴太伯世家》中说了一次，在《伯夷列传》中再说一次，这显然就是司马迁在*治权力的运用上认定的最高贵的道德情操。吴太伯和仲雍，伯夷和叔齐，这些人在血缘上明明都是顺理成章可以拥有那样的位子，得到巨大的权力，享受荣华富贵，但是他们宁可选择更重要的标准。了解父亲所希望的权力继承方式，他们非但不以血缘上的资格去挑战父亲的遗志，反而担心自己的“让”不够彻底，会妨碍父亲的遗志，或者使弟弟发挥能力的空间被剥夺。跟我们在东周或者汉代看到的现象截然相反，他们没有去抢夺、设计、谋划本该属于他们的权力，反而想尽方法把权力推出去，确保不会承接权力。太伯和仲雍的方法就是远远地离开周原，去到最远的地方。周原在中国西北部的*土高原，而吴在东南方，也就是今天浙江这一带。他们不但走了这么遥远的路，更进一步“断发文身”，与周文化彻底决裂，自愿归于蛮荒，用这种方式断绝了跟周联系的所有可能。接下来，司马迁非常忠实地列出了吴太伯后面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在这之后，司马迁有一个段落特别标举了吴在世系传接上一个重要的王——寿梦。寿梦是吴国非常重要的一个王，他让吴壮大起来。太伯是太王的儿子，跟季历是兄弟，季历又是文王的父亲，武王的祖父，也就是说，到了武王伐纣成功建立周代的时候，吴已经传至第五世。武王在周的封建制度内另立了一个虞国，奉祀太伯之后，所以到这时候太伯的世系分成了两支，一支在吴，一支在虞，虞在周代的封建系统之内，而吴则在夷蛮。虞国存在了十二代，最后被晋灭掉了，春秋的纷乱也就逐渐拉开了序幕。换句话说，这些封建制度中的传统封国，尤其是一些小国，慢慢就无法存在了。同样都是太伯的后裔，在中国的虞没落了，两代之后，远在封建范围之外的吴兴起了。从太伯到寿梦共十九世，从这里开始，司马迁分出了两个明确的主题。吴兴起之后，立刻威胁到封建系统中最接近吴的楚，所以司马迁写到吴兴起之后跟楚的一连串冲突及征战。单纯这样写也可以交代吴的历史，可是司马迁的用心显然不止于此。接下来，在吴太伯世家的文章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主角，吴季札。寿梦传位让位、让贤的历史故事可以远溯到尧、舜，那种只存在于理想和想象之中的*金时代。到了真正的历史时期，这些美好传说就渐渐没落消失了。但是司马迁要告诉我们，高贵的情操不会因为*金时代的消失而不被体会和理解。写完吴太伯、仲雍兄弟让国之后，司马迁罗列了吴国的王位更替，一直到寿梦。寿梦有子四人，长曰诸樊，次曰馀祭，次曰馀眜，次曰季札。季札贤，而寿梦欲立之，季札让不可，于是乃立长子诸樊，摄行事当国。吴王寿梦一共生了四个儿子，其中最小的季札偏偏是他最希望接位的。这不是跟周太王的故事完全一样吗？这个时候故事有了新的转折，季札认为自己的年纪太小，不能接任王位，所以严词拒绝。在这样的情形下，吴国才依照血缘的原则让长子诸樊来担任国王。诸樊也有这样一种美德，等到父亲的丧礼办完之后，他明白父亲真正要的不是他，于是让位于季札。这时季札说了这一段话：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矣”。君义嗣，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材，原附于子臧之义。他跟兄长说，宣公死后，国人和与宣公有密切关系的诸侯都不喜欢当时的新国君，想拥立子臧取代原来的曹君。可是子臧不愿意，他用逃走的方式来成就曹君。那时候的人们认为子臧有一种高尚的美德，称赞他“能守节”。在血缘上，诸樊继承王位是顺理成章的，没有人可以破坏或者干预。季札谦称自己不是那么有能力，但毕竟还可以像子臧那样让位而“守节”，所以拒绝了哥哥让出的王位。然而，在当时的封建制度中，王身边有很多大夫，大夫旁边又有国人，这些人对于谁在封建制度中取得多少权力也颇有影响，而在当时，吴国便有很多人认为应该让季札来接任王位。于是季札只好效仿吴太伯，放弃地位，自愿变成一个农人，以此拒绝寿梦留下的王位。诸樊继位十三年后过世，死时特意把王位传给弟弟馀祭，这种方式改变了封建制度父死子继的模式，变成兄终弟及，里面又有特别的用意——老大传给了老二，接下来就应该是老二传给老三，有机会再传给老四，季札就能按照父亲的遗愿接掌王位。诸樊认为这种方法一方面顾全了封建血缘上的原则，另一方面也能让父亲对季札的赏识得以实现。从这里开始，吴太伯世家就以季札作为主角。季札并不是吴王，只不过是兄长们都希望他将来能够接王位的一个王子而已。音乐中的时代情绪从地理位置来看，吴国位于边陲不毛之地，可是这个化外之地从创立之初，就具备中原诸国都遗失的一种美德——让。随着吴国逐步发展，原来以封建宗法的严整秩序作为核心的中原封建地带却正在迷失，或者说，正在遗弃这种美德。“礼失而求诸野”，中原地区的封建古国彼此征战，彻底遗忘了封建建立初期那种关于秩序的梦想，但因为吴国的建国渊源，他们还保留着这种梦想，或者美好的文化。吴一方面是最边远的，但从另一个意义上又是最纯粹、最核心的一个地区，这种双重性让它慢慢地被编入封建系统当中。季札的正式身份是“延陵季子”，在吴国是一个特殊的角色。当年吴太伯远赴蛮荒之地建立吴国，根本不在封建体系的范围之内。馀祭即位的第四年，派季札出使鲁国。鲁国是保留周文化的重镇，季札访问时，期待能在这里听到最正统的周乐。他先在鲁国听到了周南、召南，就是周代刚刚建立时周公、召公传留下来的音乐。吴季札一听到这个音乐说：“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这是一个属于开端的音乐，在里面可以听到开端的那种美好。既然是属于开端的音乐，就说明这不是一个完成的音乐，至少它传递的不是一种完成的讯号。然而在音乐里可以听到一种“勤而不怨”的声音，那时候大家刚开始建立一个朝代、一个国家，每个人心里都有期待，在奋斗的时候没有任何抱怨。接下来他听到了邶、鄘、卫的音乐。邶、鄘、卫就是所谓“三监”之地，环绕着原来商人的基地。一听到这个音乐，季札马上就明白，这是三个国家建立时的特色，传递了地理和历史风土上的特殊讯息。他说：“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这种音乐深刻之处在于“忧而不困”，包含了一种忧患意识，虽然战战兢兢，但是人们知道如何解决这种忧虑，努力让自己担心的事情不要发生。所以他又说：“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季札的优秀由此可见。他在听演奏之前并不知道这是哪个国家的音乐，是从音乐本身的特质辨识出来的。季札曾经听说卫康叔有“武公之德”，并且在音乐里听到了这种特色。接下来他们给他听“王风”，也就是周天子所在地方的音乐。“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那个时期，周把国都从原来的西边搬到了东边，季札听到了当中的变化，知道这是周迁都东方之后，天子在王畿演奏的音乐。郑国的音乐是最早的“靡靡之音”，是带有高度肉欲和娱乐性质的音乐。季札一听就说：“其细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在这种音乐之中，他听到琐碎和虚弱，这样国家恐怕没有办法维持很久吧。接下来季札听到齐的音乐，马上说：“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他在齐风里面听到了一种规模，一种气度，让他想到大海，进而联想到：“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这应该是齐太公那里的音乐吧！一个国能够产生这样的音乐，有这种规模和气势，其发展将不可限量。对于豳风，季札说：“美哉，荡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豳是周公后来建立的一个国，承袭了周公的人格特质和*治风格。听到最西陲的秦音，季札说：“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这个音乐不像是周代的音乐，像是比周更古老的夏乐。这也就显现出了秦和周之间的关系。秦所在的是周原本崛起的地方，有这样的渊源，将来必然可以发扬光大。接下来他听到了魏的音乐：“美哉，沨沨乎，大而宽，俭而易，行以德辅，此则盟主也。”这里的人俭朴，从这种俭朴中生出了一种特殊的力量和气度，国君若能好好加以运用，是可以当盟主的。这里的魏风其实就是晋风，对照后来春秋五霸成立的时候，晋文公位列其一的事迹，就能明白季札的厉害之处。然后季札又听到了唐风，说：“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风乎？不然，何忧之远也？”他立刻在音乐中听到了陶唐氏（尧）的风格，然后说：“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这一定是历史美德非常悠久、深厚的地方才可能产生的音乐。听到陈的音乐，他开始觉得非常不舒服，评语是：“国无主，其能久乎？”这个地方不只是国君没有好好地统治人民，更重要的是，人民也根本没有信仰和原则，这种国家恐怕难以长久。他又听了其他几个小国的音乐，生出另外一种反应：“自《郐》以下，无讥焉。”这些音乐要么太小，不够清楚，让他无法立刻辨识，要不就是不够好，不够重要，出于礼仪，他未多加评论。这段故事到此为止，非常精彩，读者也可以理解寿梦为什么特别疼爱季札。季札来自蛮荒地区的吴国，到了鲁国这种文明之地，本来应该显出是无知的，至少是粗糙的，但显然吴国这时已经有了自己的积累和传承，季札也这么聪明，又有着丰厚的历史涵养。他能够极其敏锐地掌握这些音乐的本质，准确地探测音乐的来历，更进一步，还能描述出音乐的内在精神。通过这样的描述，司马迁让一位文化英雄在纸面上呼之欲出。“季札观乐”这段故事经常被视为中国古代音乐史上非常重要的史料，其意义并不在于记录了可以被还原的音乐，而是记录了古代中国对音乐的一种非常神奇甚至神秘的想象。中国的古人相信音乐有特殊的能力，可以把集体的心态、文化保留下来，即使在现实中已经发生变化甚至消失了的文化和风气，也可以在音乐当中表达出来。换句话说，在这种古老的中国音乐理念里面，音乐是最诚实的。听完各国的国风之后，接下来季札就听到了同一批乐师演奏的小雅。他的评语是：“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在这个音乐当中，有一种对文王、武王、周公时代坚定不移的向往。这种音乐并非来自*金时代，而是对那个时代的思念和缅怀。后面说“怨而不言”，说明这里面仍有遗憾在，无论作曲者多么向往，那个*金时代终归是逝去了。这种音乐是《雅》而不是《风》，曲调含蓄，可以把这种遗憾婉转曲折地表达出来，所以季札听后判断这种音乐表现了“其周德之衰乎”，应该是在周的*金时代之后产生的。周乐来自王畿，是核心正统地区的音乐，所以他说：“犹有先王之遗民焉！”听完小雅之后听大雅，季札的评语是：“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他一听就知道大雅是文王的音乐。那是一种什么样的音乐呢？用西方古典音乐的术语来说的话，是一个很expansive（广阔）的音乐，一听就会觉得曲调在不断地往外扩散，就好像把有限的生命带到无限的时空之中的神奇感觉。你能在其中体会到和平与宁静，有曲折的音符和变化，但是所有的变化又都有一个清楚的核心，叫作“曲而有直”。这是文王的音乐。小雅、大雅都还没有到音乐的极端，音乐走到至高之处是风雅颂中的颂。季札对颂的评语是：“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这应该就是绝对的音乐吧，或者，这就是完全的音乐吧。这种音乐反映出中国文字和音乐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季札形容颂的时候，用了一连串同样的句型，“直而不倨”“曲而不屈”，然后是“迩而不逼，远而不携”等一系列的两个形容词组合，一个正述，一个反述——“直而不倨”，这里面有一种简单和直白，不过却是中庸的简、直，绝不傲慢。“曲而不屈”，个中幽微的地方，就像走在小径上因转弯而看不到的风景，这种幽微之处也绝对不会隐晦、黑暗。“迩而不逼”，这种音乐还很容易让人感到亲近，好像就在眼前，这种接近并不会带来任何压迫感，同时又非常悠远，像站在一个遥远的地方跟所有人保持一定距离，也不会让人觉得是身外之物，不会跟听众形成对立或者紧张的关系。“迁而不淫”，这里面有随环境变化而流动的特质，有上有下，有左有右，同时又能够保持内在的原理和原则，绝对不会流于放纵，既不讨好也不投降。“复而不厌”，虽然音乐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但绝对不会令人厌烦。“哀而不愁”，音乐中有哀伤，但绝对不会变成哀怨。“乐而不荒”，这里面有欢乐，但绝对不会让我们耽溺。“用而不匮”，虽然包含了各种不同的情绪，也都在中庸的内核下对人的精神进行淘洗。“广而不宣”，这种音乐是细水长流、源源不断的，就像文王的大雅一样，都是广大的音乐，在自我扩张的过程当中不会让人感到傲慢、炫耀，反而会得到一种既不华丽也不奢侈的安慰和享受。“施而不费”，构成这种音乐的条件绝对是刚刚好的，不会多用一点点多余的精神来创作。“取而不贪”，其中有原则上的坚持，这种坚持绝对不会变成固执，里面完全有可以调动和变化的部分。所以季札接下来说：“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这一切都在表明，在音乐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以一种完美的方式混合在一起。任何人类能够想到的声音和美德都在这里混而为一。当然，季札同时也借由这种方式，将理想的音乐应该是什么样子表现了出来。这是吴季札听雅、颂所留下来的描述，同时也是对中国音乐有什么样的特殊感想和思考非常重要的一段史料。舞蹈与*治讲完季札如何看待音乐之后，司马迁接着又讲他如何看古代舞蹈。刚开始的时候，他看了一支舞蹈，说：“美哉，犹有憾！”他看到的是武王时代的舞蹈，为什么会“犹有憾”呢？武王最大的贡献是建立了周，但是采取的方式就如同《伯夷列传》中写明的，仍然是用武力，这样建立的王国是有遗憾的。如果可以用古代禅让的方式来取得*权，不是更加美好吗？随后他又看到了另一支舞蹈，他的评语是：“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这是周公也就是周文化的*金时代所留下来的舞蹈。虽然周是用武力建立起来，但经过“犹有憾”之后，周公负责整治这种由*事武力带来的杀伐之气，让一切回到和平，回到人的善良本性。接下来季札又对一支舞蹈比喻道：“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这是来自一个圣人的舞蹈，这个圣人是谁呢？原来，季札看到了商代成汤的舞蹈。成汤同武王一样，也是用武力取得天下的，可见做一个圣人其实非常困难，有时候解决问题根本没有一种完美的方式——要解救夏桀统治下的生民就不得不推翻他，要推翻夏桀就不得不使用暴力，而暴力会破坏整个社会与时代的和平之气。再看下一支舞蹈，季札的评语是：“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这个舞蹈表现出的最重要的精神是勤劳，是任劳任怨，更重要的是绝对不想在别人面前彰显自己的苦劳，要让别人感激。季札马上就判断这是夏禹的舞蹈。面对最后一支，他说：“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这就像他听到“颂”的时候认为那是终极完美的音乐一样。眼前的舞蹈来自最古老的舜的时代，舞蹈背后象征的是一种没有遗憾的*治权力的继承。舜的权力来自尧的禅让，他承担起了重任，爱护人民，对国家的治理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完美地步，后来又将权力交给了禹。不管是在取得、运用、还是交付*治权力上，他完成得都很出色，反映在舞蹈上自然也会是完美的。到这里，吴季札就不再看别的了。这是一个人的品位，认为自己已经看过最美好的东西，所以到此为止，再多只会伤害对品味的感知能力。司马迁心中的理想人物随后季札离开鲁去了齐。在齐国，他遇到了晏子（晏平仲）。季札有深厚的文化素养，所以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这个国家在国*上的问题。季札一到齐国，马上就知道最大的问题是晏平仲。齐国国君只有表面上的权力，实质上的权力都握在晏子手里。这个时候季札就警告晏子，最好把过于庞大的封邑和不符合身份的*治权力交还国君，不然会出问题的。晏子听从季札的劝告，在齐国安稳地得以善终。季札又到了郑国，遇到子产。两人之前就认识，季札立刻掌握了郑国的严重问题，就告诉子产：“郑之执*侈，难将至矣，*必及子。”郑国最大的问题是失去了规范，这个“侈”就意味着郑国的一切都是按照人的贪欲在运行，而非按照应有的规范。季札认为，用这种方式运行国*一定会带来灾难，并且影响到子产。于是他请子产一定要“慎以礼”，把封建的规范放在心上，来应对目前“郑国将败”的危机。离开郑国之后，季札又到了卫国，遇到了几位公子，发现每个人都各有所长，更重要的是，这些人还有着适当的品德。卫国是一个几百年的小国，照道理讲，它的处境在春秋时代其实是很危险的。但是季札看到这群公子之后，有了不一样的评断：“卫多君子，未有患也。”接下来，季札从卫要去晋。在到晋国之前，他先住在孙文子的家里，听孙文子敲击编钟。季札对音乐非常敏感，他诚实地告诉孙文子，钟声里有非常不对劲的东西，也就是“辩而不德”。他看出孙文子喜欢炫耀自己的长处，但是所谓的长处背后并没有实质的内容，长此以往的话，一定会惹来刑罚和灾难。季札就说：“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犹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殡而可以乐乎？”季札认为，孙文子的声名非常显赫，所以晋的国君对孙文子是有所忌惮的。他形容孙文子就像一只没有把巢筑在扎实的栋梁上而是筑在帷幕上的燕子，帷幕随时可能动，燕子的巢也就不保了。由于这个原因，季札就不住在孙文子家里了。孙文子听到这样的建议，当然非常震撼，决定从此终身不听琴瑟，改掉享乐和炫耀的习惯，于是也得以终老。在晋国，季札见到了韩宣子、赵文子、魏献子，说：“晋国其萃于三家乎！”这也就预示了后来三家分晋的史实，而这三大家族后来也确实变成了战国的三个大国：韩、赵、魏。走完这几个国家之后，季札便启程回吴了。他刚开始出使的时候，曾经拜访徐国的国君，国君一眼就看中了季札身上的佩剑，喜欢得不得了，却基于礼貌没有开口索要。敏感如季札，马上就明白了徐国国君的心意，因此暗暗做了一个决定。这两个人，一个没有开口要，另外一个也没有说要给。等到季札游历了鲁、齐、郑、卫、晋，再次经过徐国的时候，徐国原来的国君已经去世了。季札把宝剑绑在徐国国君坟墓旁边的树上，身边的人觉得非常奇怪：人都死了，剑要给谁呢？这时候，季札的回答非常重要，他说:“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当初在徐国，季札已经在心里做出承诺，要把剑赠予国君。徐国国君合乎礼，并不开口索要，因此季札也就合乎礼，主动把剑赠予他。这种心意及其背后至高的人伦标准，那种人与人之间深挚的感情，是比宝剑更重要的东西，季札选择不去违背这样的感情。季札挂剑画像石四川雅安姚桥乡汉碑村金凤山出土，汉宋山画像第三石（右侧），“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拓片室第A简司马迁用这种方式结束了《吴太伯世家》中关于季札的描述。一个温厚聪明的人，看到任何人都毫不吝惜地给予最真挚的建议和劝告。他之所以拥有这样的能力，最重要的是文明的熏陶，核心表现是他对音乐、艺术的感知能力，另外就是温厚的人格，以及能够体贴别人的情意吧。季札光是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就产生了做人方面的责任，他想要满足一种向往，在满足别人的期待中建立自己生命的价值，这样的人不只是好人，不只是善人，而是模范和榜样，谁不想亲近他呢？如果社会上多一些季札这样的人，必然可以出现司马迁心目中那种理想的、源于周代的*金时代。伍子胥列传：怨*的能量家仇《伍子胥列传》被司马迁放在列传第六，全书卷六十六。伍子胥是楚人，名叫员，他的父亲叫伍奢，哥哥叫伍尚，先祖伍举则是楚庄王身边非常重要的世卿大臣。楚平王时，伍奢和另一名大臣费无忌都是太子建的老师。但费无忌很有野心，他本应直接效忠太子建，却将目光瞄准了权力更大的楚平王。楚平王要帮太子建安排婚姻，让费无忌负责挑选。费无忌花了很大的力气选到一位绝色美女，然后对楚平王说：“秦女绝美，王可自取，而更为太子取妇。”楚平王相信了他的话，真的把这个女人娶到宫中，替太子找了别的女人。楚平王爱这个女人爱得不得了，还跟她生了一个儿子。费无忌借由这种方式接近平王、接近权力中心之后，担心太子建继位以后会对自己不利，不断在楚平王面前诋毁太子建。太子建的母亲是从蔡娶过来的，不受平王宠幸。在费无忌的挑拨下，楚平王越来越疏远太子建，最后把他派到城父去守边，远离都城。没过多久，费无忌又在平王面前攻击太子，说：“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无怨望，愿王少自备也。自太子居城父，将兵，外交诸侯，且欲入为乱矣。”在这样的情形底下，“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问之”：“你是太子的老师，那么以你的眼光来看，太子到底怎么样？我是否可以信任太子？太子在边城会不会跟其他的诸侯勾结？会不会变成楚国的危害？”伍奢当然知道费无忌在背后所做的这些勾当，所以跟平王说：“王独奈何以谗贼小臣疏骨肉之亲乎？”费无忌一听就知道这番话是针对他的，于是对平王说：“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见禽。”在费无忌的离间下，平王不但决意要杀太子建，甚至觉得伍奢也不再效忠自己了，干脆把他绑起来，同时派人去杀太子建。可是，杀手司马奋扬心里也有自己的盘算——一个父亲让我去杀他儿子，如果有一天父亲后悔了，肯定不会责怪自己，而是归罪于我。为了自保，也为了保护太子建，司马奋扬就先把消息透露给太子建，于是“太子建亡奔宋”。费无忌看到太子建没有死，心中另生一计。他想，一旦太子建在宋找到了援*，在楚国最有可能支持并帮助太子建回来的人是谁呢？这些人当中地位最高的当然就是伍奢。于是费无忌跟平王说：“伍奢有二子，皆贤，不诛且为楚忧。可以其父质而召之，不然且为楚患。”让楚平王把伍奢的两个儿子都找回来，楚平王听信了他的话，叫人对伍奢说，“能致汝二子则生，不能则死。”这个时候伍奢非常诚实地告诉楚王的使者：“尚为人仁，呼必来。员为人刚戾忍诟，能成大事，彼见来之并禽，其势必不来。”可是楚王不听，执意让伍奢叫两个儿子来。事实也正如伍奢所料，大儿子武尚觉得自己应该去，但是二儿子伍员制止哥哥说：“他们要叫我们去，不是真的要放过父亲，是担心我们一家如果有漏网之鱼会造成威胁，所以才拿父亲当饵把我们骗去，赶尽杀绝。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父亲一定活不成了。与其跟父亲一起去死，倒不如借这个机会赶快逃，还可以用别国的力量来为父亲报仇。”但是伍尚有不同的想法，他说：“我知道去了也救不了父亲，可这是我的原则。父亲叫我去我却不去，这样的事情我做不来。这样吧，汝能报杀父之仇，我将归死。”于是伍尚去见楚平王，而伍子胥“贯弓执矢向使者，使者不敢进”，伍子胥就这样逃了。兄弟二人选了不一样的路，由此开启了伍子胥的故事，也开启了他未来的报仇之旅。伍子胥逃到吴，遇到公子光，跟吴王僚发生了一连串紧张和冲突的关系。子胥奔吴季札让国的故事终结后，吴国受中原封建系统崩坏的影响，也在不断转型和变质。据《吴太伯世家》记载，从吴王诸樊开始，王位由父死子继变成了兄终弟及，诸樊传给了馀祭，馀祭传给了馀眛。馀眛在位四年，离世之前准备把王位让给季札，但是季札仍然不要这个王位，“于是吴人曰：‘……季子今逃位，则王馀眛后立。今卒，其子当代。’乃立王馀眛之子僚为王”。这里的“吴人”是指围绕在国君身边的大夫和士，他们在春秋封建体系中有特殊的地位。这群人商量之后，决定恢复父死子继的传统，让馀眛的儿子公子僚接任王位。这时候，有个人心里对这样的安排极为不满，他就是公子光。公子光是诸樊的儿子。对他来说，自己的祖父吴王寿梦把王位传给父亲诸樊，诸樊死后传位给弟弟，是因为要把位子最终让给季札，如今若是恢复封建的王位继承原则，也应该是他而不是公子僚继承王位。毕竟他是长子诸樊的嫡子。公子光心里已经对吴王僚有了非常强烈的不满，而且认为叔父季札也会支持这样的做法，埋下了后来吴国内乱的种子。此时，吴国产生了跟太伯立国、季札让国完全相反的现象——争。除了公子僚跟公子光的王位之争，还有吴楚之争。春秋时期，吴、楚彼此相邻，又都在不断扩张之中，难免就会出现摩擦。到了公子僚的时代，两国爆发了一次严重的冲突。织布对吴、楚两个国家来说都是重要产业，织布的核心在于丝的生产，而生产丝的核心是养蚕，蚕需要桑叶才能够生长，所以种植桑树是牵涉到当地生产命脉的一件大事。吴、楚两国的这次冲突，就是边界两侧的丝女们为了抢夺桑叶而引发的。冲突进一步恶化，逐渐变成两座城池之间兵戎相见，然后成为吴、楚两国的斗争。吴国先夺下楚国边界的两座城，楚则蓄势准备反击。就在全面开战一触即发的时刻，伍子胥从楚逃到了吴，处于冲突风暴的中心。为什么伍子胥会逃到吴呢？由于伍子胥一家的遭遇起于太子建的失宠，而父亲伍奢是太子建的太傅，伍子胥跟太子建也有特别的渊源和情感。此时太子建逃亡在宋，伍子胥从楚国逃跑后，就到宋去投奔他。伍奢听到伍员逃亡在外，他知道这个儿子个性刚烈，对认定要做的事无所不用其极，于是感慨地说：“楚国君臣且苦兵矣。”言下之意，伍员这下大概不会轻易放过楚国了。讲完这句话，伍奢、伍尚父子就被楚平王杀害了。这个时候宋国有华氏之乱，伍子胥也无法久留，不得已，又和太子建逃亡到了郑。两人在郑得到的待遇比宋要好很多，但春秋时期诸国关系非常复杂，太子建后来去拜访晋，国君晋顷公对他说：“太子既善郑，郑信太子。太子能为我内应，而我攻其外，灭郑必矣。灭郑而封太子。”晋顷公的野心是凌驾于列国之上，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先收拾相邻的郑国，所以他想利用郑人对太子建的信任来帮助自己。太子建怀着这样的协定回到郑，不料却被身边的仆役出卖，把他跟晋顷公的合谋告诉了郑定公。此时郑国的执*者仍是子产，也就是《吴太伯世家》中提到的季札在郑国的旧识。郑定公和子产知道了这件事，就杀了太子建。这是伍子胥必须面对的另外一个变局。伍子胥决定带着太子建的儿子胜再度出逃。宋待不下去，郑也待不下去，他们去吴国。要进入吴国，必须通过昭关。在后来的戏曲当中，有伍子胥一夜白头的故事——昭关守门人要抓伍子胥，伍子胥通过很多人一步步地帮助，最后过昭关入吴，一夜白头。不过，《史记》里“过昭关”的故事比较简单，相关人物只是一个渔夫。伍子胥因为要过昭关，就把身边所有的随从和行囊都放弃了，和胜二人孤身而逃，在几乎要被追到的时候，他们来到了江边。江边的渔夫认识伍子胥，而且知道他的急难，于是让他们上了船。在这位渔夫的帮助下，伍子胥得以渡江，进入吴的领域。安全之后，伍子胥心怀感激，要把身上的佩剑解下来赠给渔夫——这就又呼应了季札的故事，季札与徐君之间的交情也是跟剑有关。在春秋，士身上所佩的剑属于个人信物，这把剑也是伍子胥身上唯一的财产，他跟渔夫说：“此剑直百金，以与父。”有趣的是，这个渔夫回答道：“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圭，岂徒百金剑邪！”这位渔夫干脆连剑都不要，抱持着纯粹的善意，只是因为知道了伍子胥的急难，同情他的遭遇，不仅保住了他的性命，而且帮他进入吴国，不求任何回报。也许正是《史记》里这个渔夫的高贵情操感动了后世，所以后来的戏曲才会把伍子胥过昭关变成一出精彩的大戏。依靠渔夫的帮助，伍子胥顺利进入吴国境内。但在快到吴国国都的时候，伍子胥在路上生病了，病到必须要在路上乞食。父亲是楚的贵族、楚太子的太傅，而他现在却沦落到必须乞食为生，可以说到了人生的最低点，然而他没有放弃，最终见到了吴王僚。此时“吴王僚方用事”，有野心，想要攻打楚国。公子光同样想要有所作为。伍子胥是个聪明人，他一到吴国就立刻探查到了吴国的*治情况，于是就去找公子光，通过公子光的关系求见吴王。在吴王僚面前，他只说了一件事：“楚可破也。原复遣公子光”。根据他对楚国内部的认知和理解，伍子胥认为吴国是有机会赢的，不应该放弃对楚施压，尤其当吴国有公子光这样一个大将的时候。伍子胥认为，公子光刚刚在边界冲突中打败楚*，这时候如果乘胜追击，就可以把楚国灭掉。吴王僚听完之后并没有马上做出决定，而是找到公子光说：“你介绍的这个伍子胥，建议我用你做大将去打楚国，你认为如何呢？”有意思的是，公子光跟吴王僚说：“彼伍胥父兄为戮于楚，而劝王伐楚者，欲以自报其仇耳。伐楚未可破也。”公子光提醒吴王僚，伍子胥作为楚国人，是想利用吴国报一己之私仇。听到公子光这种分析之后，吴王僚也就打消了念头，不再理伍子胥。就像刚到吴国就立刻了解吴王僚跟公子光之间的关系一样，伍子胥立刻明白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伍胥知公子光有内志，欲杀王而自立，未可说以外事。”“外事”跟“内志”这两个词非常重要，外事指的是伍子胥的梦想，或者直白来讲，就是借吴王僚攻打楚国。而吴在*事与外交上面的关键人物是公子光，他原以为公子光想尽快建立功勋，一定乐意带*攻打楚国。然而知道吴王僚跟公子光的对话之后，伍子胥理解了另外一件事，那就是公子光虽然负责*事和外交，但其真正的野心叫作“内志”，也就是想方法把本应属于自己的王位给夺回来。伍子胥画像镜扬州邗江县湾头区凤凰河工地出土，直径21厘米，圆钮座伍子胥铜镜（上海博物馆藏），直径19.6厘米，圆钮座。以伍子胥的*治判断和手段，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立刻搁置了劝吴王僚派公子光攻打楚的这件事情，跟太子建的儿子胜“耕于野”。表面上看，他似乎放弃了报仇的野心，跟胜变成了只求温饱的吴国农民。然而伍子胥怎么可能真的放弃报仇呢？他布了一个局，“进专诸于公子光”。专诸后来袭杀吴王僚，公子光上位，成为吴王阖闾，之后当然也就启用了伍子胥，将他变为身边重要的谋士。“我必覆楚”接下来，吴、楚之间发生了很多重大的变化。首先，“楚诛其大臣郤宛、伯州犁”。伯州犁的孙子叫伯嚭，他一看自己的家在楚处于危急状态，也逃到了吴国。吴王阖闾将伯嚭封作大夫，予以重用。而吴这边，“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将兵伐楚者，道绝不得归”，吴王僚的两个弟弟被派去打楚国，听闻阖闾杀了吴王僚自立，索性投靠楚，楚也重用他们，把两人封在舒这个地方。阖闾即位三年后，吴、楚之间的恩怨到了不得不爆发的时刻。这一次，吴王阖闾派伍子胥和伯嚭带兵去打楚国，而这个重要目标恰好就是舒。两个人把舒攻下来，把原来的两个公子抓回了吴国。阖闾本想趁胜打到楚国国都郢，不过吴国大将*孙武劝阖闾说：“民劳，未可，且待之。”于是阖闾放弃了进攻。一年后，也就是阖闾四年，吴再度出兵，这次拿下了楚的两个城池，六和灊。再过一年，吴国“后院”一个偏远地区的小势力越国开始逐步兴起。为了好好对抗楚，吴国势必要先收拾这个后顾之忧，于是派兵打败了越。再一年，楚昭王叫公子囊瓦带兵进攻吴国，吴则由伍子胥带兵迎击，在豫章大破楚*，又拿下了楚的一座城，居巢。再过三年，离上次伐楚已经过了六年，吴王阖闾把伍子胥跟孙武找来，问道：“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人商量之后回答说：“楚将囊瓦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阖闾遵照了他们的建议，与唐、蔡联合，大举发兵攻打楚国，“与楚*夹汉水而陈”。吴王的弟弟夫概这个时候想要强攻，吴王阖闾不同意。夫概不顾吴王阖闾的命令，带着自己私属的五千人*队直接出兵。“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吴王入郢。子常败走，奔郑。于是吴乘胜而前，五战，遂至郢。”连胜五场重要的战役，一路打到郢。吴王阖闾堂而皇之地进入了楚国国都。这个时候，楚昭王只好仓皇出奔，几乎是走投无路。到这里，司马迁再回头讲大仇得报的伍子胥。伍子胥曾经跟申包胥有深厚的交情。他要逃亡的时候，告诉申包胥说：“我必覆楚。”但是申包胥也针锋相对地说：“我必存之。”如今，吴兵打进郢，伍子胥一时抓不到当时的楚昭王，于是做了一项非常极端的报复行为：“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逃亡山里的申包胥听到这个消息，派人去跟伍子胥说：“子之报仇，其以甚乎！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在这个环节上，又碰触到了司马迁念兹在兹的“天人之际”。当人的力量很大的时候，或许一时可以突破天的限制，但是天不可能一直被压抑着，如果有人违反天的基本规则，终有一日会被天惩罚。所以，申包胥跟伍子胥说：“今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僇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你原来是平王的臣子，亲自称臣侍奉过他，如今弄到侮辱死人的地步，这难道不是违背天道到极点了吗！听到申包胥这些话，伍子胥告诉传话的人：“吾日莫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伍子胥的意思是说，我报仇这个目标这么遥远，别无选择，非得违背天道不可。你指责得对，但我也要告诉你，如果今天不是我刻意违背天道，也就不会有大仇得报这样一个结局了。回过头来说申包胥的“我必存之”。这个时候，申包胥去向秦求救。秦和楚一个在最西边，一个在最南边。虽然秦有实力，但是并不觉得应该去帮助即将灭亡的楚。“包胥立于秦廷，昼夜哭，七日七夜不绝其声”，终于感动了当时的秦哀公：“楚虽无道，有臣若是，可无存乎！”于是派了五百乘的*队去救楚击吴。秦*出动，“六月，败吴兵于稷”。当时吴王阖闾为了找到楚昭王，一直留在楚国境内，吴国在内部疏于防范之下发生了*变，主角就是他的弟弟夫概。夫概出兵时违抗阖闾的命令，反而得胜，于是觉得可以借此战功换取*治上的资产，趁阖闾不在的时候自立为王。在这种情况下，阖闾不得不匆忙离开楚，回国去平定夫概之乱。楚昭王这时看到机会，就带着世卿臣子回到了首都郢。夫概被打败后来投奔楚，楚昭王就把夫概封在堂溪，命他为堂溪氏。楚重整实力之后，再度跟吴作战，这一次楚胜吴败，阖闾只好带着*队彻底退回吴国。又过了两年，阖闾派太子夫差出兵伐楚，拿下了楚的番城。楚害怕吴国卷土重来，又从郢仓皇地把国都迁到了鄀。到这里，司马迁总结道：“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吴在阖闾即位之后，因为有伍子胥和孙武在旁边出谋划策，快速兴起，在春秋末年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大国。勾践灭吴五年之后，吴王再度伐越，越王勾践带*迎击。与五年前不同，吴越情势逆转，越王勾践率*在姑苏击败吴国，阖闾也身受重伤。退兵回吴后，阖闾的伤越来越重，在病重的时候，阖闾把夫差叫到旁边来问：“尔忘勾践杀尔父乎？”夫差回答：“不敢忘。”当晚阖闾去世，夫差即位成为吴王。到这里我们大概可以看出，跟伍子胥关系最密切的核心故事，就是如何从楚出奔到吴、如何在吴谋划、辅佐阖闾并报复楚国的故事说完了，阖闾也去世了，后面还有伍子胥在吴的另外一段经历。夫差即位之后，吴国对外关系的主轴从吴楚变成了吴越，伍子胥的角色和身份，也在历史的无情推移当中改变了。夫差与阖闾对待伍子胥的方式极为不同。此前，伍子胥的名字是与孙武相提并论的，两个人在*事上有着同样的才能、想法，以及对抗楚的决心，能够同心协力。到了夫差即位之后，伍子胥的名字就不再跟孙武挂在一起，这时候像幽灵一般跟随他的，是伯嚭。伯嚭也是来自楚的世卿，家族背景和伍子胥类似，两人都被吴重用，也都曾经带领吴国*队去跟楚国对抗。夫差被立为王之后，伯嚭的地位越来越高，最后被任命为太宰，主管*事上的事务。吴王夫差当然记得父亲阖闾在去世之前的提醒——不能忘了他的杀父仇人是勾践，所以两年之后，派*队去打越国，大败越国的*队。越王勾践收拾五千残兵逃到会稽山上，几乎面临灭国的危机。勾践只好贿赂太宰伯嚭，“求委国为臣妾”，希望用这种方法，让自己的社稷、国家留存。吴王听到这样的消息，便打算答应，但伍子胥认为越王勾践不是一般人，“为人能辛苦。今王不灭，后必悔之”。夫差不听，采用了太宰伯嚭的计策，跟越重新达成了和平协议。“吴王夫差”铜矛（湖北省博物馆藏）江陵县马山5号墓出土过了五年，吴王夫差在伯嚭的辅佐之下有了更大的野心，目标变成了曾经为五霸之首的齐国。这时齐景公刚刚过世，新立的国君没有办法压住国内因争宠而产生的混乱局面。夫差见猎心喜，便挥师北伐。这个时候伍子胥又有不同的意见，对夫差说：“勾践食不重味，吊死问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为吴患。今吴之有越，犹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务齐，不亦谬乎！”伍子胥仍然提议让吴王夫差先打越国，但吴王听不进去，还是依照自己原来的想法，跟太宰嚭一起出兵伐齐，大败齐师于艾陵，顺道灭了邹鲁之君。一路行*获得了如此大的胜利，也就使吴王夫差更不愿意听从伍子胥的建议。“越王勾践”铜剑（湖北省博物馆藏）江陵县望山1号墓出土四年之后，吴王夫差仍然认为齐是他光大吴国最重要的一个对象，也真的就忽略了越王勾践。越王勾践采用身边的一个聪明人，也就是孔子重要的弟子子贡的计谋，“率其众以助吴，而重宝以献遗太宰嚭。太宰嚭既数受越赂，其爱信越殊甚，日夜为言于吴王”。伯嚭接受了勾践的重金贿赂，便不断在吴王身边说越国的好话。伍子胥看在眼里，再次劝谏说：“越是吴国的腹心之病，今天您竟然相信越国这种浮辞诈伪，而一心想从齐国得到好处。以吴国的立场来说，今天你打败了齐国，不过像是拿到了一大片石田。”“石田”是根本种不出任何粮食的田地，也就是说，吴国得到的只是表面上的好处，而不是实质的利益，因为它太远了。接下来伍子胥还引用了《尚书·盘庚之诰》中的话：“有颠越不恭，劓殄灭之，俾无遗育，无使易种于兹邑”。如果你知道有什么力量可能威胁到你，就一定要想尽办法把它彻底灭除。为什么商朝可以兴起，可以有这样的国祚？就是因为当商人看到威胁的时候一定会把它彻底根除。伍子胥继续跟吴王夫差说：“若不然，后将悔之无及。”伍子胥屡次跟夫差说“不然你会后悔莫及”，但夫差就是不听。这一次非但不听，还“使子胥于齐”。临走之前，伍子胥跟儿子说：“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劝吴王，他就是不听。今天，我可以预见吴国将要灭亡，你们不要跟着吴一起丧命。”于是把儿子带到齐，托给齐国大夫鲍牧照管，然后回到了吴。太宰嚭与伍子胥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容不得伍子胥，不断在吴王夫差面前进谗言，把事实跟谎言交杂放在一起。他对夫差指出，伍子胥为人刚暴，不然他也不会到吴来，也不会念兹在兹地要对楚报仇。这个刚暴之人现在有了“怨望”：“你要去打齐，伍子胥不同意，然而你去打了，结果打赢了，这样的事实证明他的想法是错误的。如果现在吴国去打齐，伍子胥肯定还会阻止你，并且希望吴国的*队战败，因为这样才能证明他是对的。现在我们把吴国主要的力量都发动起来伐齐，而国内却有个人希望你失败。我们要出兵，他说他生病，没有办法跟着去。你把他派到齐，他却把儿子带去交付给齐的鲍氏。”太宰嚭接着说：“内不得意，外倚诸侯，自以为先王之谋臣，今不见用，常鞅鞅怨望。愿王早图之。”吴王夫差听了这番话，像是恍然大悟：“微子之言，吾亦疑之。”然后赐了一把剑给伍子胥，直接对他说：“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长叹：“谗臣伯嚭作乱，王却要杀我。我曾经让你父亲带领吴国变成了霸主，你还没有变成太子的时候，有这么多公子争位，是我站在你这边，以死争之于先王，立你为太子。你刚刚当王的时候，要把你的国分给我，我都没有接受。而今天你听了奸臣这些话，就要杀害长者。”所谓“长者”，不只是因为伍子胥年长，更因为他曾是吴王阖闾身边的人。然后伍子胥交代他的后事，死后“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他的遗言很快就传到了夫差的耳朵里，夫差非常愤怒，甚至不愿意给伍子胥一个体面的葬礼——他把伍子胥的尸体扔进江中，让其死后都尸骨无存。不过，伍子胥在吴国有自己的声望，有人特别为他在江边立祠祭拜。伍子胥被杀之后，吴王发兵再度攻打齐。这个时候，齐悼公被杀，鲍氏——就是之前提到的掌管齐国大*的世卿——立阳生为新任齐王。吴王战败。再过两年，吴国国力强大，夫差想把自己抬到五霸那样的地位，于是找了鲁卫之君，“因北大会诸侯于*池，以令周室”。然而，就在夫差的身份升到最高的时候，伍子胥的预言也正在变成现实。越王勾践打败了吴国的*队，杀了吴太子。夫差听闻，匆忙赶回，但因为毫无准备，所以只能去贿赂越国签订合约。越王勾践确实就是伍子胥所说的那种人，他有着坚强的意志，不会停止报仇。于是，失败九年之后，越王勾践终于灭掉了吴国，杀了吴王夫差，同时也杀了在整个过程中对勾践和越国都有帮助的太宰嚭，因为他“不忠于其君，外受重贿”。这样的人留着，随时都可能会背叛。借由伍子胥的生平，司马迁讲了一个复仇的故事。复仇在春秋时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有各种方式和理由。正因为伍子胥是这样的人，所以当他看到越王勾践，马上就辨识出这个人跟自己一样，是不会轻易放弃复仇念头的。司马迁将这些人如何念兹在兹地实施复仇写了下来，同时也探触到人性中的“怨*之心”，在开头短短的几句评语中，就说“怨*之于人甚矣哉”！人的内心如果充满怨*，将会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产生多么隐忍而强大的力量。刺客列传：士为知己者死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写了五个不同时代的人。他是用什么方式来呈现这个特殊人群的？为什么要制定这样一篇传记？借由这五个人的故事，司马迁希望凸显什么原则？曹沫《刺客列传》一开头，先说曹沫。在历史上，“士”分为文士和武士，都是封建制度中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封建仪式和规矩发生改变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武士的地位是高于文士的。武士最重要的特质就是“力”，身强体壮，在春秋时很容易得到国君的青睐。曹沫是鲁国一个非常勇敢的力士，恰好“庄公好力”，所以格外喜欢他，并让他以力士的身份成为鲁国最重要的将*，但“与齐战，三败北”——很有力气，可以在一对一搏斗当中战胜对手，这样的人就适合担任将领吗？司马迁短短的几句话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曹沫打起架来让所有人都害怕，是以得到鲁庄公的喜爱和信赖，但战争是如此残酷的一个竞争机制，在战场上面，曹沫的力气并不能发挥决定性作用。作为一个将*，曹沫是失败的，他指挥*队三次跟齐作战，都战败了。鲁庄公害怕齐巨大的*事力量，“乃献遂邑之地以和”，把自己的封地中跟齐相邻的很大一块送给了齐，请求齐不要继续侵略。但是，即便三战都败北，而且到了割地求和的地步，鲁庄公对曹沫的信任和喜爱也没有动摇，仍旧让他担任鲁国最重要的*事将领。接下来齐鲁会盟，地点选在“柯”。此时的齐国国君是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他跟鲁庄公在祭坛上完成了应有的仪式，重新缔结盟约。就在这个时候，曹沫突然从一旁杀出，手持匕首绑架了齐桓公。齐桓公左右的随从怕曹沫伤了齐桓公的性命，不敢轻举妄动，只能问他：“子将何欲？”曹沫说：“你们是强国，相较于你们，鲁是一个弱国。你们强国用武力来侵略我们弱国，欺人太甚。”他继续说：“今鲁城坏即压齐境。”在封建封地的开发模式下，城外有野，野之外通常还有林地，很多城与城之间还有缓冲地带，这是封建时候发展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种正常的地理分配。但在会盟的时候，齐要求鲁把这些土地都割让给它，也就意味着国界划到鲁的城墙边，一旦鲁的城墙向外倒塌，就相当于侵犯了齐国。曹沫的意思是，既然齐桓公要做春秋霸主，自认为可以取代周天子来维持秩序，就不能违背封建的礼。怎么可以用武力夺取别国的土地，还把边界划到城墙边呢？曹沫讲完这句话，又讲了四个字，叫“君其图之”，一方面是说理，另一方面当然是明确威胁。齐桓公也知道把国界划到别国城边是理亏的，何况自己的性命正握在这个大力士手里，所以“乃许尽归鲁之侵地”。齐桓公说完这话——我们再看《史记》中怎么形容曹沫的做法——曹沫把匕首放下来，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虽然《史记》里没有进行详细的描述，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曹沫丢掉匕首回到原来的位置上，齐国的随从和护卫一定团团围上来保护齐桓公。此时齐桓公又羞又怒，于是想反悔，不把土地还给鲁。曹沫劫持齐桓公的故事引自容庚《汉武梁祠画像录》影石印本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关键的人，管仲。管仲劝齐桓公，不要贪图这些小利而丧失了威信。贪图小利或许能够满足一时，但也会“弃信于诸侯”，齐国现在是诸国的盟主，如果毁约就会失去大家的信任，霸主地位也会随之动摇，还是把土地还给鲁国吧。曹沫挟持齐桓公，逼迫他做出承诺，本身并不是一个正当行为，齐桓公当然有理由反悔，可是管仲有更深远的看法，他希望借这件事情，将齐桓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齐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包装宣传出去，让其他国家的人都知道，哪怕是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说的话，齐桓公也一定会做到，那将来他所说的任何话都不用怀疑。管仲在意的是整个事件带来的宣传效果。这是取信于诸侯的一种方式，是使诸国敬佩并推崇齐桓公做霸主的先决条件，甚至可以是影响诸侯联盟最重要的资产。在这件事上，司马迁看到了曹沫的勇猛，更看到了管仲的智慧——在这种无法预测的紧急时刻中，立刻就算出大利和小利，齐桓公还在计较已经到手的土地，管仲想到的却是诸侯的信任，而后者的价值是远远超过这些土地的。曹沫也得到了他想要的，把三次打仗输的土地一下子全部赢了回来。这也是曹沫变成一个刺客，用武力挟持、暗算齐桓公的最深层动机。专诸曹沫的故事结束之后，《史记》笔锋一转，“其后百六十有七年而吴有专诸之事”。从曹沫到专诸，其间相隔了一百六十七年，超过了五代人。《史记》这样安排是想说明，曹沫和专诸这两个人有一种跨越时代的深刻联结。这种联结是什么呢？我们要继续读专诸的故事才能明白。“专诸者，吴堂邑人也”。专诸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遇到了伍子胥。伍子胥从楚来到吴的时候，吴发生了一些事情，起因是吴王僚和公子光的心结。公子光认为，依照父亲的遗志，等到自己的三叔死了之后，如果季札不愿意当国君，那么王位应该回到自己身上。公子光为了实现夺王位的野心，“阴养谋臣以求立”，培植自己的力量。伍子胥知道公子光的策略，便将专诸推荐给了公子光。公子光“善客待之”，把专诸养在身边做门客。楚平王死的这一年，楚国的新国君要即位，吴王僚认为这时必会有所动乱，是从楚国得到利益的好机会，于是派两个弟弟盖馀、属庸带兵攻打楚，同时拜托他叔叔，也就是吴国最重要的外交人才季札出使晋国，“以观诸侯之变”。晋这个时候是最强大的国家，它的立场会影响到其他诸侯。不过，这场战役不像吴王僚预计的那样顺利，楚*断了吴*的后路，将盖馀、属庸困在了灊这个地方。吴王僚本想利用楚的危机获取一些利益，没想到反而引发了吴国的内部危机。吴国的精英部队被困在楚国境内回不来，公子光看准这个机会，跟专诸说：“此时不可失，不求何获！”他担心专诸不能下定决心支持他，又说：“且光真王嗣，当立，季子虽来，不吾废也。”看这段话就能了解季札当时在吴国的地位有多高，公子光想让专诸帮助他，也要把季札的态度搬出来才显得有说服力。专诸其实是同意公子光的，所以直截了当地说：“王僚可杀也。”接下来他们开始密谋如何把吴国的王位从僚的手上夺过来。专诸的判断是：此时吴王僚上面只有一个老母，底下的儿子还很小，身边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大臣，有能力帮助他的两个弟弟盖馀和属庸都被楚断了后路，回不来。依据这样的判断，专诸认为吴王僚“无如我何”——“我”其实是指“我们”，也就意味着专诸完全站在公子光这一边了。接下来，公子光顿首——公子光的地位如此之高，但这时候对专诸摆出了非常谦卑的姿态，他对专诸说：“光之身，子之身也。”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用这种方式交换了彼此的忠诚。信诺之后，就是行动。四月丙子日这一天，公子光宴请吴王僚，事先安排武士藏在宫中的地下室。吴王僚心里是有所疑惧的，所以带着大批护卫从王宫出发，一路护卫到公子光的家门。在公子光的家里，从门口到堂的台阶上，布满了吴王僚的侍卫和亲信，并且都带着重兵器。吴王僚此时不只是提防公子光，也要让公子光明白，他根本无机可乘。专诸刺王僚引自容庚《汉武梁祠画像录》影石印本在这样的部署下，吴王僚安心到了公子光家里喝酒。喝到一定程度，公子光推辞脚痛要到内室去看一下，随后就进到藏有武士的窟室里面，留下专诸在堂上。这个时候，宴席上端来了一条大鱼，专诸当机立断，取出藏在鱼肚子里的匕首，扑到吴王僚面前干净利索地刺死了他。吴王僚死后，护卫自然不可能坐视不管，专诸也被杀死在现场，整个局面非常混乱。这时候，公子光带领着武士从窟室冲了出来。一边是有备而来的公子光，一边是领袖突然死于非命的护卫，两边情势高下立判，公子光很快就取得了胜利。之后，公子光变成了吴王阖闾。吴王阖闾是借由专诸暗杀吴王僚而夺得王位的，如今专诸死了，他便将专诸的儿子奉为上卿，作为对专诸的报答。豫让《刺客列传》当中的第三位主角，是晋国的豫让。专诸的故事结束了，“其后七十余年而晋有豫让之事”，司马迁用这种句式快速地把故事从专诸移到了豫让的身上。借由这种方式，司马迁还想点明，所谓刺客，不只是在行为上彼此类似，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命选择，以及这个选择所带来的结果也存在共同之处。这样一路看下来，三个刺客处在完全不同的时代：曹沫时春秋五霸刚刚开始崛起，齐桓公作为霸主出现；到了专诸，则是霸主时代从最高峰走向没落，晋虽然是霸主，可是对他国的约束和影响正在迅速下降；到了豫让，春秋即将转型进入战国时代，霸主晋国开始大乱，世卿们谋夺国*，而且彼此之间互相角力。一般在讲时代分野的时候，春秋和战国之间最重要的分界点是“三家分晋”。这个历史事件意味着本应由周天子所封的封国，在没有经过天子同意的情况下，便由国内的世卿将国君的权力转移到了自己手上，并进一步消灭了国君。这个时候再也没有霸主，更不要说由周天子惩罚或阻止他们了。这件事情的开端，就发生在晋国。“三家分晋”的重要背景是晋国有六家非常强大的世卿，除了后来三家分晋的韩、赵、魏之外，另外有范、智、中行三家。有趣的一点是，豫让先后为范和中行服务过，但“无所知名”，不是重要角色。而这三家中的智家，其领导者智伯是一个有勇力、有谋略的人，凭借自己的势力灭掉了范和中行。这样一来，世卿的主要力量就剩下四股：智、韩、赵、魏。智伯灭掉中行的时候，原来服务于中行的豫让就转移到了智伯身边，得到了智伯的信任，这是豫让生命中的重要转折。智、赵两家水火不容，而赵襄子一直被智伯欺压，记恨在心，后来联合魏、韩两家消灭智，还在智伯的头颅外面涂上不透水的漆，当作酒杯，用这种方式来泄恨，也是在提醒大家、提醒自己：仇敌已经死了，再也没有办法危害他了。智伯死后，豫让逃进了山里，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说己者容”。一个女人面对喜爱自己的人，会努力让自己在这个人面前看起来容光焕发，显得最漂亮；而对男人来说，尤其是作为周封建体系下的基层贵族的士来说，则会为懂得并重用自己的人献出生命，来报偿这份情义。智伯理解并看重豫让，成全了他生命的价值，如今智伯死了，豫让发誓一定要为智伯报仇，“则吾*魄不愧矣”。于是豫让隐姓埋名，刻意犯法变成刑人，去当奴仆。他找机会到宫中做最污秽不堪的工作——扫厕所，并且身上随时带着匕首。唯有通过这种方式，他才有办法接近赵襄子，找机会暗杀他。也许是赵襄子命不该绝，有一天他要去豫让埋伏的厕所，突然之间“心动”，便立刻叫左右把厕所里的人抓起来。侍卫一看豫让手上握有匕首，就把他带到赵襄子面前。豫让毫不隐瞒，直接说自己要帮智伯报仇。依照一般封建和宗法的道理，智伯死后要由他的后人来报仇，然而智伯并没有后人。赵襄子没有想到智伯竟然有如此忠诚的臣子，认为他是“天下之贤人也”，身上有一种令人尊重的价值。赵襄子是个直率而冲动的人，不然也不会怨*到把智伯的头做成饮酒的漆器。可正是这样的人，会有内在的真性情。明明差一点就被豫让杀死，赵襄子却愿意放过豫让，并且说：“吾谨避之耳。”赵襄子认为以自己的地位，豫让不可能那么容易靠近，尽管暗杀国君是死罪，但还是让豫让这位“义人”离开了。赵襄子放过了豫让，但豫让没打算放过赵襄子，以他对智伯的忠诚，不会就此放弃。然而，在被赵襄子释放之后，豫让也欠了赵襄子一份人情，必须重新调整策略，于是就有了《刺客列传》最感人的一段。复仇是春秋时期一项重要的时代精神，是一个“大义”。赵襄子虽然放了豫让，但是豫让并没有放弃复仇，反而做了更极端的事情：“居顷之，豫让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狀不可知，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他将自己文身，改变了身体皮肤的颜色。他刻意吞下木炭，让声音非常沙哑，甚至到了不能讲话的地步。他也不去从事正常的行业，化身成了一名乞丐。他这样毁坏自己的外形，就是为了让人们都认不出他。他改变到了什么程度呢？即使是跟他共同生活过的妻子，在路上看到他，都认不出来这是自己的丈夫。然而，改变形貌毕竟不可能跟原来完全不同，还是有一个朋友在路上认出了他，被认出后，豫让也非常坦白地承认。看到豫让变成这个样子，朋友流下了眼泪：“你怎么会变成这样，我们知道你想为智伯报仇，可是还有很多其他方式报仇啊。你难道没有想过，以子之才，委质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只要能留在赵襄子的旁边，就会有很多报仇的机会。为什么你不做这样的选择呢？”与其混在街道上等着偶然的机会接近赵襄子，还不如更有心机地去刻意接近他，假装投诚，为他所用。依照你的能力，完全可以混到他旁边变成心腹，这样有很多机会可以实现刺杀的愿望啊！朋友的办法豫让不可能没有想到，但是豫让不能接受，因为，一旦用这种方式接近赵襄子，就意味着愿意为他效忠，也就违背了做人的基本原则，比吞炭失去声音、彻底改变面貌还要难以接受。他说：“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对豫让来说，行为上可以有不同的规范，但他对自己效忠的君主却有一种至高的期许，他也正是基于此才会为智伯报仇的，所以又怎么可能抱着为智伯报仇的动机去假装服侍赵襄子呢？从这里便可以看出，豫让身上有春秋时代建立起来的、对中国人来说非常重要的典范观念，那就是每个人都很在意自己的行为会对后世产生什么影响。为后世破坏原则，是豫让绝对不愿意承担的，所以他离开了朋友，坚持用自己的方式报仇。过了一阵子，豫让终于找到了赵襄子要去的地方，埋伏在必经之路的一座桥底下。不知道为什么，就像他当初埋伏在厕所时一样，赵襄子的车马到了桥边突然开始叫跳起来，赵襄子心中一动，马上跟左右的人说：“一定是豫让在附近准备杀我。”上一次赵襄子放走豫让后，他并不觉得豫让会因此感激他，从而打消刺杀的念头。此时他预感这个人又出现了，命人去搜索，果然找到了豫让。豫让第二次站在赵襄子面前，赵襄子忍不住责备说：“你坚持为智伯报仇是有道理的，但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在服侍智伯之前，你不是也在范家和中行家当过家臣吗？你忘了范家和中行家最后是被智伯给灭掉的吗？为什么你不为范家、中行家报仇，只在意替智伯报仇要杀我呢？你这不是双重标准吗？”豫让刺杀赵襄子引自容庚《汉武梁祠画像录》影石印本在被赵襄子指责、质疑之后，豫让说了这样一番话：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什么叫作“国士遇我”？智伯看中了豫让的能力，彻底信任豫让，并且让豫让参与所有的事情，因此豫让认为自己对智伯就有了身为国士的职责，也就是彻底效忠，智伯活着的时候尽己所能辅佐他，他被杀后就想方设法替他复仇。赵襄子本来以为自己这个问题可以说服豫让，不要再当刺客继续追杀自己，但当发现豫让心中有比自己的问题更强悍的信念时，不禁流下眼泪。他也不得不做出决定：“嗟乎豫子！子之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为计，寡人不复释子！”这个时候，他左右的家臣、士兵就把豫让团团围住了。豫让知道自己非死不可，就对赵襄子说：“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义。”他所需要的不过就是一个忠臣的名义，不能让后人认为智伯待他以国士，而智伯死后他竟然不能以国士报之。让后世知道有豫让这个人，也许就有更多的人慷慨赴义，愿意成为这样的国士。豫让称赞赵襄子“不掩人之美”，意思是赵襄子不会因为这种恩怨不让豫让的名字传出去。“前君已宽赦臣，天下莫不称君之贤”，可以看出，即使是在这个终极的时刻，豫让的头脑依然清醒。在上下文中，这句话更另有一番深意，豫让希望以此提醒所有的国君，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看待国士。为自己的主上报仇的人，国君就应该尊重他。豫让接下来说：“今日之事，臣固伏诛”，可是这时候他有一个心愿，“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则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赵襄子也很感动，叫使者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交给了豫让。“豫让拔剑三跃而击之”，豫让真的就像在行刺赵襄子一样刺他的衣服，之后说：“我只是能力不足，并不是不够坚持。如今到了地下，我见到智伯也不会觉得羞愧了。”随之伏剑自杀。此处，司马迁特别讲了赵国志士的反应：“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豫让明明要杀国君，可是赵国那些有原则、有志气的人听了这个刺客的所作所为后，都流下了感动的眼泪。豫让最在意的就是他的故事会以什么样方式影响后世，这也是司马迁在行文当中埋藏的一条重要讯息，呼应了前面的《伯夷列传》。如果没有史家，豫让和赵襄子这样磊落的为人，还有他们跟一般庸俗的人截然不同的决定和行为，根本就留不下来，更无法实现他们最重要的向往——以生命奠定一种高贵的典范，让后世受到鼓励，对于什么是“忠”能有更强烈的追求、信念。这就是史家的作用，也是司马迁写《刺客列传》的原因。聂*豫让的事件发生了四十多年之后，出现了聂*。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聂*是一个杀人犯。他登场的时候住在齐国，不过齐并不是他的家乡，他杀了人，为了躲避仇人才跑到齐。聂*本来的身份地位比较高，但是来到陌生的地方，又是为了杀人避仇，所以沦为社会地位非常低下的屠户，以卖肉为生。前面提到过，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宗族结构下，中国社会非常重视复仇。如果家里有人被杀，他的子弟们一定要复仇。所以一个人杀了人之后，真正要担心的不是被官府判罪，而是死者的后代子孙和亲友有决心复仇。聂*的故事中另外一个主角是濮阳严仲子。这位韩国的公子地位非常高，但因为得罪了韩相侠累，所以逃了出来。严仲子一边流亡，一边四下打探有没有可以帮他杀死侠累的人，这时聂*在齐已经有了名声，所以“齐人或言聂*勇敢士也，避仇隐于屠者之间”。一个是社会地位非常低下的屠户，一个是从韩国来的贵族。严仲子听闻聂*事迹后，便登门拜访，好几次都被聂*给送走了，但他依然不放弃。两人最后终于有机会坐下来喝酒，酒酣耳热之际，严仲子从怀里拿出*金百镒，说：“希望借这个礼物，祝福您母亲长命百岁。”聂*吓了一跳，没想到严仲子会拿出这么重的礼，他当然知道严仲子一定有所企图，所以跟严仲子说：“臣幸有老母，家贫，客游以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养亲。亲供养备，不敢当仲子之赐。”严仲子明白这时候需要把事情说开，于是支走旁边人，跟聂*坦白：“我在韩国得罪了地位非常高的人。我怕他对付我，才在各地流浪。到了齐国，很多人都说你能够帮我解决问题，这就是我带着*金来拜访你的重要理由。请你收下这个礼物，这只不过是我跟你结交的一份小小的信物。我没有特别要求你为我做什么事情。”聂*听了后，当然明白其中的含义，就说：“你有你流亡的理由，我有我流亡的理由。我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不过是为了我的老母亲能好好生活下去。只要老母亲活着一天，我就不敢答应任何危害到生命、让我没办法养老母亲的事情。”严仲子仍然坚持要送，而聂*也一直坚持不收。最后，他们行了非常正式的宾主之礼，严仲子才离开。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聂*的母亲去世了。聂*等到服丧期满，就说：“我是一个没有任何地位的市井之人，整天拿着刀杀狗卖肉，而严仲子是韩国诸侯的卿相，他从韩到齐，不远千里想要跟我结交。回头想想，当时他要跟我结交的时候，我用那样的方式对待他，真是非常无礼。他来找我的时候，我跟他根本不认识，也没有任何交情，我没有帮他做过任何事。而且我在一般人心目中也没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不足为道，但他竟然拿出*金百镒来祝福我母亲长命百岁，同时想跟我结交。我当时没有接受他的礼物，但心里已经被深深感动。夫贤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亲信穷僻之人，而*独安得嘿然而已乎。一旦被人家这样对待，便难以装作不知道而没有任何表现。”当初严仲子拜访时，因为母亲尚在，聂*不得不拒绝，如今母亲已经故去，知己者就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人，“*将为知己者用”。《刺客列传》中，司马迁企图用这些故事叩问一个关于人生的终极问题：你会在什么样的状况底下、为了谁、为了什么理由而奉献出生命？人生中有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吗？前面几个刺客都找到或者说遇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理由。在看《刺客列传》的时候，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