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稷山板枣的前世今生 [复制链接]

枣为五果之一，是人们生活中经常吃的食物。天下处处都有枣，但枣的品质却有很大的差别。

在我国历史文献记载中，对红枣的记载最早见于《诗经》。《诗经·豳风》中有一首名为《七月》的诗歌，其中的第六章就有“八月剥枣，十月获稻”的农事描写。豳风，就是豳地的民歌。豳则是周王朝的先祖后稷的曾孙公刘带领周部族人生活和居住的地方。根据《史记》的记载，公刘生活的年代，大约相当于“后羿代夏”的时期。按照年11月夏商周断代工程阶段成果公布的结论，夏朝大约在公元前——年之间，先后共经历了18后年。“后羿代夏”发生在夏朝的第六后少康之时。据此我们可以推定，《七月》中记载的我国的红枣栽培，距今至少也已经有了年的历史。

我国红枣栽培最早见诸史籍记载的地方是在豳地。那么，这个豳地又在什么地方呢？按豳作为地名，在经典中一般都写作“豳”，但在《孟子》中，却都写作“邠”。最有意思的是，郑玄在注《周礼·籥师》时，还特意把“豳”与“邠”两个字区别来写[《周礼注疏》卷二十四：“豳籥，邠国之地竹，豳诗亦如之。”]。这就给我们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说明这两个字属古今字。即“豳”与“邠”原本是同一个地名在不同时代的两种不同写法。而“邠”字从邑分声，“汾”字从水分声，从文字学的角度看，“邠”与“汾”二字在造字之始，原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汾”就是汾水，“邠”就是汾水边的城邑。也就是说，最初的邠邑，一定是在汾水附近，而不可能在别的地方。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就在他的《周初地理考》一文中指出，豳邑的所在地，应当就在今天山西南部的稷山汾河一带[见钱穆《周初地理考》，民国二十年（）十二月《燕京学报》第十期。]。这一观点不仅得到了现代学者的普遍认同[如吕思勉、陈梦家、王玉哲、邹衡、李民、杨升南等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甚至包括海外华裔学者许倬云等人，都曾著文支持钱先生之说。]，同时也与稷山县几千年来一直以盛产红枣闻名的实际状况完全吻合，至今稷山县仍然是我国最著名的红枣生产基地地之一。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至少在春秋时期，稷山红枣就已闻名于列国，成为当时非常著名的土特产品，其影响力在我国古代经济作物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在那个列国纷争的时代，稷山一带只不过是晋国都邑绛的辖地之一，按照中国人以管辖地为物产命名的习惯，所以那时的稷山枣或被称作“晋枣”，或被称作“绛枣”。秦灭六国后，分全国为三十六郡，今稷山一带归为河东郡所辖，河东郡治在安邑。汉因秦制，稷山仍属河东郡，所以秦汉时稷山枣就又有了“河东枣”或“安邑枣”等名称。至隋唐时期，稷山一带又曾一度划归为绛州，于是乎稷山枣就又一次被称做了“绛枣”。如宋代《普济方》卷二百二十所载的“附子煎”药方中，把入药的大枣称作“晋枣”，就是沿用了春秋时的说法。再如光绪十八年《山西通志》卷一00《风土纪下》引《图经》说：“大枣，干枣也，生枣并出河东。今近北州郡皆有，而晋绛州者特佳。”在这一段引文中，所谓的“枣出河东”，实际上是秦汉时期流传的说法，而后面的“晋绛州者特佳”，则又是隋唐时稷山划归绛州后的概念，特别强调河东别处的枣也不可与绛州枣相比。

天下好枣出山西，山西好枣出稷山。稷山枣既是全国著名的土特产，当地及其周边的人们吃枣当然也就成了家常便饭。宋罗愿《尔雅翼》卷十中就说，晋人尤好食枣，“其人置之怀袖，食无时，久之齿皆*。故《养生论》云：齿居晋而*。”古代稷山枣区汾河南岸一带人的牙齿的确都发*，而这种普遍的齿*现象，恰恰又紧靠着稷山的主要产枣区，所以古人才会误以为吃枣太多会让人牙齿发*。其实现代医学证明，这种沿续了几千年的齿*现象，只是因为地下水含氟量高所致，与吃枣的多少并没有任何关系。解放后汾河南岸一带人民进行井水改造，采取深井取水饮用后，几千年来的齿*现象就得到了彻底改变。虽然古人所说的“晋人齿*”的原因并不正确，但却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古代所说的“晋枣”、“绛枣”、“河东枣”、“安邑枣”等，其产区都是在今天的稷山，只不过是古人错误地把它与当地人吃枣多联系在了一起罢了。

作为一种传统的名特产，红枣在稷山这片土地上栽培了几千年，不仅对当地人的饮食习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也逐渐在当地形成了十分独特的红枣文化现象。这种与红枣有关的文化现象，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又逐渐漫延到全国各地，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譬如古代的三月的第一个建巳之日被称作上巳节，百姓有到野外祓禊以祛除不祥的习俗。这一习俗最早大约是从春秋之前的郑国兴起，《诗经·郑风·溱洧》里描写的就是上巳日男女青年在野外祓禊时约会挑逗的情景：“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蕳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询吁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场面虽然浪漫动人，但从诗中可以看出，当时祓禊仪式其实比较简单，人们只不过是在水边采一些蕳草（即兰草）而已。但这一风俗传到晋地，情形就发生了改变。东汉杜笃的《祓禊赋》中，描写三月上巳祓禊的盛况，就增加了“浮枣绛水，酹酒醲川”的仪式。古时绛水在新绛一带注入汾水，而稷山产枣区就在沿汾河一带，可知上巳节把红枣扔入河水中禳灾祈福的风俗，正是从晋绛一带的红枣产区兴起的。这种习俗后来又逐渐又从晋地流传到其它各地，到汉魏以后，就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上巳节无论官民男女，都聚集于原野水边，竞相浮绛枣于清流之中，欢呼嬉闹，更渲染了节日的浪漫气氛。仪式完毕之后，人们则四散踏青，或三五成群，踏歌舞蹈，饮酒赋诗；或男女相逐，眉目传情，期约心许。由于“绛枣”在当时产量高而又很有名气，后来就又成了文人雅士吟诗作赋常用的辞语，“绛枣”也就变成了“好枣”的代名词。如南朝梁庾肩吾《三日侍兰亭曲水宴》诗中就有“踊跃赪鱼醉，参差绛枣浮”的句子，后人纷纷效仿，渐成一种时尚。

汉代自文景之治以后，全国人口急剧增加，稷山枣的供求开始变得紧张。《汉书》“安邑千树枣，此与千户侯等。”可知在汉代官员的眼里，能到拥有千树枣林的河东郡当太守，也就如同被封为千户侯一样实惠，是当时的官员们都十分企羡的事情。当时，很多达官显贵，为了能吃到稷山枣，甚至不惜放低身价，托人向河东官员索求。据《杜氏新书》记载，三国时，有一个叫刘勲的人，因与曹操是老乡，颇得曹操宠信，不仅被曹操封为列侯，还任命他为平虏将*，一时权倾朝野，地方的官员都争相与他结交。一天这位刘将*突然想吃稷山枣，就写信给当时的河东太守杜畿，请他给弄一点来。没想到这位杜太守刚正不阿，居然回信拒绝了他，弄得这位刘大将*大失脸面。[《三国志·魏志》卷十六《杜畿传》裴松之注：“杜氏新书：平虏将*刘勲为魏武所亲贵，震朝廷。尝从河东太守杜畿求大枣，畿拒以他故。勲败，魏武得其书，叹曰：杜畿可谓不媚于灶者也。]可见稷山枣在当时已成为非常难得的地方名特产。后来到曹魏时期，魏文帝曹丕干脆就把稷山枣定为“御枣”，特供皇家享用。[雍正十二年修《山西通志》卷四十七：“汉文帝诏羣臣曰：枣味美者，莫若安邑御枣。”按：此处所谓的“汉文帝”，应是“魏文帝”之误。]《艺文类聚》卷八十七记载：“魏文帝诏羣臣曰‘南方有龙眼、荔枝、宁比西国蒲萄、石蜜乎？酢，且不如中国凡枣味，莫言安邑御枣也。’”意思是说，南方的龙眼和荔枝，怎么能比得上西域的葡萄和石蜜呢？其味道发酸，连中原普通的红枣都比不上，更谈不上与安邑所产的“御枣”相比了。由此可知，曹魏时稷山枣已经成了专供皇家食用的“御枣”，普通人是很难享用到了。

安邑（即河东）辖下出好枣，且其的味道十分甜美，所以魏晋时期的人们，还经常拿“安邑枣”来与其它地方的红枣做比较，以说明其枣的优劣。如晋代嵇含在《南方草木状》中就说，南方有一种名为海枣的水果，五年一结实，像杯碗一样大，“其味极甘美，安邑御枣无以加也。”嵇含所说的海枣五年一结果，且大小如杯碗，能不能算枣暂且不论。但他要说这种水果味道很甜，却不用蜜糖来形容，而是直接用“安邑枣”来做比较，也足以说明“安邑枣”在全国的名气有多大了。

至明代初期，稷山县归属平阳府管辖。由于人口不断增加，地道土特产就更难满足人们需求。于是乎，当时的官府，就想出了一个借助稷山红枣的“御枣”之名，以发展辖下的经济办法。为了保障向朝廷进贡的御枣品质，官府首先把稷山三百二十三株枣树所产的红枣，指定为固定向朝廷上贡的御枣，“岁徵钞六十四锭有奇，赴平阳府交纳。”除此之外，又命令平阳府所辖六州二十九县的百姓都种枣，如抗命不种，则发配去戍边。命令一下，各地农民自然不敢违抗，一时平阳府境内到处种枣，而且都冒称“御枣”。但毕竟仿冒的“御枣”并不是真正的稷山枣，这种作法也完全不符合市场规律，因此在折腾了几年后，百姓收益聊聊，怨声载道，官府只好任百姓把枣树砍掉当柴烧，只在路边遗留下了一些所谓的“御枣千株”的牌匾。[雍正十二年《山西通志》卷四十七记载，“明初督民种枣，以三百二十三株上供，岁征钞六十四锭有奇，赴平阳府交纳。其不种者，戍之。令初下，民踊跃，枣林栉比，获利滋多。后民穷，胥伐为薪，间有存者，亦非其旧。今道旁遗坊题曰御枣千株犹存。”]成为一时的笑谈。

稷山枣之所以被人推崇，主要就是它历经千年而不变的品质。晋代医家家陶宏景在《本草经集注》中就特别推崇稷山枣，说：“世传河东枣特异，与青州、江东、临沂、金城不同。”[雍正十二年修《山西通志》引。]稷山枣成熟之后，其皮色紫红油亮，外形上的特点十分明显：枣果大小匀称，果肉肥厚。头部略宽，基部略窄，呈梯形。成熟的脆枣咬开后果肉泛翠，甜脆生香。晾至半干，则皮色愈深，果肉则变为酱色，黏软如怡，掰开可拉出如老蜜一般的细丝，这在所有的红枣中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独特的品质，主要是得益于当地特殊的自然环境。西汉刘向《别录》说：“枣生河东平泽。”一语道出了其中的秘密。所谓的平泽，说的就是它的特殊生长环境。稷山处于河东郡的中部，汾水自新绛县东来，西流进入稷山县境，在今吕梁山与汾南台地之间切割出一条宽阔的河谷地带，经过亿万年的历史变迁，逐渐形成了一条南北宽约10-20公里的汾河瘀积平原带。汾河水流至此而趋缓，河面相对变宽，河道曲屈婉延，丰水季节，河床常小有改易而在局部形成泽薮。由于土地肥沃，水份充足，且湿度相宜，故枣树极易成林，形成规模，且树体枝繁叶茂，粗壮高大，与山崖石缝间所生者绝不相同，这便是稷山枣品质上乘，历几千年而一直为人称道的秘密之所在。

稷山枣品质好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它的品种。稷山红枣的品种，在古代被称为“扑落酥”。这一名称大约形成于汉魏以后，魏文帝诏曰“枣味美者，莫若安邑御枣”。《尔雅》注云：“御枣甘美轻脆，后众枣熟，即今所谓扑落酥也。”明代的周王朱橚在《救荒本草》中也说：“御枣即扑落苏也。”“扑落酥”的命名，是因为这一品种在生长过程中，土地肥沃且水份充足，果实质量较重，落地很容易碎裂。“扑落”是形容物体掉落时的连绵词，“酥”则是指其生枣酥脆，落地易碎裂。其品种是在当地特殊环境下，经几千年自然优化出来的。不论当年的雨水多么充足，它的其果实都不会像别的品种那样虚长膨大。充分的养份，高度凝聚于中等的果实之中，就使得果肉密实而集中，故成熟后品质才与众不同。《史记·货殖列传》：“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把产于河东的稷山枣与燕秦的栗子、蜀汉江陵一带的橘子相提并列，可见当时稷山一带的红枣栽培规模之大，品质之好，已非它处可比。至今司马迁笔下的“千树枣”，仍有穿越两千多年而存活者，且生机勃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今稷山县城西部汾河北岸一带“万亩枣园”中，传说属于汉代的枣树，仍然不下几百株。由于历史久远，苍桑巨变，这些枣树在外形上都似乎树老成精，显得非常奇特。它们或崎岖古岸，或虬结龙盘，枝或曲而兀展，杆或空而益坚，霜皮斑剥，屈突棘连，粗壮者两三人方可合抱，斜倚者似若倾而枝偏。千奇百怪，姿态万端，经常招引各地的丹青妙手，每于枣花开盛开或红枣成熟季节，不远千里，前来观赏临摹，啧啧称叹。最可称奇的是，这些老树虽历经千年风霜，却仍然年年果实繁盛，且枣果更加甘甜无比。

随着历史的变迁，“撲落酥”命名的由来，逐渐被人们忘却。隋唐稷山置县后，人们在称这一品种时，便在前面加上“稷山”二字，又为了顺口，复将“酥”字省掉，便成了“稷山撲落枣”。在稷山方言中，“撲落”读如“博拉”，（《集韵》：撲，“博木切，音卜。”）连读快读后音转，便成了“稷山板枣”。大约到了清代中期，人们就只知有“稷山板枣”，而它原来的“撲落酥”一名，则几乎无人知晓了。

凡物产之美者，其竟争力总是最强的。自古以来，多少枣的品种在历史的长河中都逐渐式微了，只有稷山板枣（撲落酥）却穿越了几千年而更加生机勃勃，显示出了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希望稷山人民能够认真总结红枣生产的历史经验教训，充分利用红枣生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历史品牌效应，在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开拓创新，发展红枣深加工产业，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相信不久的将来，稷山的红枣产业必定能够走出一条更加广阔的发展道路。（作者：夏连保）

①、《周礼注疏》卷二十四：“豳籥，邠国之地竹，豳诗亦如之。”

②、见钱穆《周初地理考》，民国二十年（）十二月《燕京学报》第十期。

③、如吕思勉、陈梦家、王玉哲、邹衡、李民、杨升南等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甚至包括海外华裔学者许倬云等人，都曾著文支持钱先生之说。

④、《三国志·魏志》卷十六《杜畿传》裴松之注：“杜氏新书：平虏将*刘勲为魏武所亲贵，震朝廷。尝从河东太守杜畿求大枣，畿拒以他故。勲败，魏武得其书，叹曰：杜畿可谓不媚于灶者也。

⑤、雍正十二年修《山西通志》卷四十七：“汉文帝诏羣臣曰：枣味美者，莫若安邑御枣。”按：此处所谓的“汉文帝”，应是“魏文帝”之误。

⑥、唐王绩《王无功集》（五卷本）卷一《游北山赋》。

⑦、雍正十二年《山西通志》卷四十七记载，“明初督民种枣，以三百二十三株上供，岁征钞六十四锭有奇，赴平阳府交纳。其不种者，戍之。令初下，民踊跃，枣林栉比，获利滋多。后民穷，胥伐为薪，间有存者，亦非其旧。今道旁遗坊题曰御枣千株犹存。”

⑧、雍正十二年修《山西通志》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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