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湖广填四川”的历史记载是否可靠？“麻城县孝感乡”是否真实存在？本文向我们论述了其中一种可能性。
转载本文不代表同意作者观点，相关论点仅供参考。无论是否同意作者的论断，都希望各位读者能从中得到启发。
一
华夏大地西南部，有一块大盆地，被叫作“巴蜀”。地壳隆起、陆海下沉，沧海桑田几番轮回中，地球运行化合渐渐形成了生命，“资阳龙”、“合川龙”在大地上奔跑，觅食，在盆地南部那个后来被叫做自贡大山铺的地方，庞然大物的恐龙们在恣意地嬉戏，追逐着。时光被刷新，穿越年的时空隧道，我们看到一群从青藏高原迁徙下来的人群，在一个后来被称为阿坝州的地方停留下来，开创着史前社会的辉煌，一个叫茂县营盘山的地方，聚集着至少6万人，成为当时华夏大地最大的原初形态城市之一，他们修建巨大的广场，树立起一根根高大的柱桩，垒起一个个巨大的石堆进行膜拜，这就是历史家们称为“蜀山氏”的原始群落。他们已经知道朱砂的色彩妙用，开始制作陶器甚至用陶土按照自我的样子制作面具，对人类自身反躬审视的向度上进一步探索着人的本质，形成了石棺丧葬和大量建造石椁的独特文化特征，于之透现着迈入文明时代的信息。而在盆地东部，滔滔的长江滋养着人类的繁衍，从神农架密林深处走下来的“巫山人”、“大溪人”等，在三峡地区尽情地享受着生命的甘甜，当他们的遗存物呈现于今人面前时，人们开始怀疑中国人是否真的具有那个黑非洲老祖母的基因留存，“人类起源于亚洲”学说于兹产生。随着“巴蜀湖”水的东流以及人们在以大禹为首的部落酋长领导下的治水活动，巴蜀大盆地尤其是平原河谷地区成为最适合人类生息的地方，“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会昌，神以建福”，从青藏高原迁徙下来的*帝后裔昌意以及“蜀山氏”和当地土著的汇合，巴蜀人生开始了充满“昌”、“福”的生活，形成了原始农耕文明即被后来命名为“宝墩文化”的盛况。大量考古学材料证明，至少在多年前，巴蜀地区就已完成了从野蛮到文明的过渡，成为当时全世界农耕技术发达的八大中心之首，列为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早的农业中心，巴蜀先民载歌载舞地欢歌着：“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为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人们羡慕不已地把这块大盆地称为“天府之国”。就在北方部族辗转于“有虔秉钺，如火烈烈”的艰难，无可奈何于“载燔载烈”严酷自然，而到处迁移以求“适彼乐土”，南方荆楚先民尚在“荜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中开创着与动物相别的人生内容，巴蜀先民却已经高唱着生活的“欢乐颂”：“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在这样的优裕自然物质条件下，产生了在当时整个人类范围内都可以称为辉煌的“三星堆文明”、“金沙文明”。有这样的实力，才产生“周失纲纪，蜀先称王，七国皆王，蜀又称帝。是以蚕丛自王，杜宇自帝”地域骄狂意识和地域人文性格。华夏大地的人类童年时期，大部分地区用刀剑与火作道具，上演着一幕幕诸侯割据、群雄争霸的的壮怀激烈戏剧，巴蜀大盆地却因为地理的四周阻隔和辽阔的地域而悄悄地享受着人生的欢愉，但这种“无事偷着乐”的偏安被一个叫司马错的人破坏了。司马错看到巴蜀大地丰富的物产及人力资源，是成就帝王之业的战略要地，其建议被批准后，他和张仪带领大*，把巴蜀纳入秦王朝的一统天下，“巴剑蜀戈”、“巴蜀图语”等地域文化的物质形态被取缔、在显表层面被消解而潜隐为民间文化的暗流。在秦始皇眼中，充满“锥髻左衽”蛮夷风的巴蜀，是一个险恶“僻陋”同时也是流放惩罚对手的好地方，于是他把“不遵先王之法，不循孔子之术”的思想家尸佼、吕不韦、嫪毐等门下的文化人，每次上千人地流放进巴蜀，这就是“秦法：有罪，迁徙于蜀汉”，又将关中豪强强行迁移入蜀以及“秦移万家入蜀”。当豪强们纷纷用钱财贿赂地方官员希望能在靠近关中的地方居留时，一个叫卓王孙的，却主动要求去盆地腹地的临邛，利用当地丰裕的人力资源尤其是丰富的铜铁矿藏，顿时成为全国首富。“楚汉相争”暂居劣势的刘邦，被项羽赶进巴蜀，以至于刘氏集团高官们因害怕巴蜀的“僻陋”而纷纷逃亡，是以留下“萧何追韩信”历史佳话。不料结果却是“高祖因之成帝业”。汉王朝第一功臣萧何帮助刘邦成功，可以说“全赖巴蜀之资”。自此，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程度不同的“移民巴蜀”的事件，汉、唐等历代王朝统治者，一旦面对国家范围内的灾害，往往都采用驱令人民“就食巴蜀”的措施来缓和矛盾和转嫁经济危机。至于扬雄先祖伯峤，在晋六卿争权之乱中为避祸而“逃于巫山，因家焉。”后又“溯江上处巴江州”，再于汉代为“避仇”而“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李白、苏轼等先祖的入蜀，以及晚唐时波斯人李询的居蜀等，则是个别，我们就不再多说。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巴蜀的潮流，从与当地土著数量相比，毕竟还是少数，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四川人的民系（人种）构成，巴蜀地区也未能改变大盆地风土制约所形成的巴蜀民俗风习以及“四川话”的方言方音特征。按照人类文化学的理论，一种异质文化进入一个具有强势优势的新环境中，常常会“入乡随俗”地被当地土著文化所化。
二
人类历史的进程匆匆地步入了14世纪。朱元璋与元朝统治者的*权争夺战争中，华夏大地遭受一场大浩劫，接着又是16世纪明清之交的战争，社会生产力遭受巨大破坏，人口锐减，人们——包括许多历史学家——都说：两次战争，四川地区受灾特别严重，因此需要向四川大移民，其结论就是，今天的四川人都是移民的后裔。很多史料给我们描述着当时的情况：明清时期四川的很多地区完全荒芜，方圆百里几乎看不到一个人，“有耕田行路，被老虎白昼吞食者；有乡居散处，被老虎寅夜入食者；及各州县，城垣倒塌，虎亦有径行栏食者”，甚至在成都平原这样人口密集的地方，荒芜的程度竟然达到“城郭鞠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第闻青磷叫月；四郊枯茂草，唯看白骨崇山”（康熙版《成都府志》）。《清史稿》卷载：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孑遗者百无一二”、甚至是“靡有孑遗”。民国时期编撰的《泸县志》甚至言之凿凿:“自外省移实者，十之六七为湖广籍(麻城县孝感乡)，广东、江西、福建次之”。这就是整个四川人都知晓的“张献忠剿四川”屠尽川人，才有“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主席在其《杨尚昆回忆录》中，根据所看到的史料和所听到的大量民间传说，这样告诉我们：“历史上四川曾经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一次是元末明初，因为连年的战争，人口大幅度下降，土地也荒芜了，朱元璋打下天下后，为了恢复元气，从两湖还有广东大量移民入川，史称‘湖广填四川’。第二次，是明末清初，起义的农民*和官兵连年激战，四川人口降到全国倒数第三位。据县志记载，安岳县甚至‘户不盈十，丁不满百，难以设官’，不得不归并到遂宁县。所以，清朝前期又出现了一次‘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这次移民运动，持续的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各省有多万人入川，占当时四川人口总数的一半。所以，清代四川的人口，大多是两次‘湖广填川’移民的后裔”。杨尚昆又联系自己的家史说：“杨氏家族是从哪个省移来的？过去我一直认为是从湖北孝感来的。年，我第一次回到家乡潼南，县里正在修新县志。我这才知道双江镇杨氏家族的源流。据记载，我们这一族的远祖杨文秀，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南宋末年曾在湖南永州府零陵县当县令。第二年，宋亡，不能归籍，就在湖南辰溪县定居。清康熙三十五年（），杨文秀的后裔光字辈的堂兄弟三人，先后来到四川，沿涪江北上，分别在蓬溪、遂宁、江油三县落户”。“一直认为是从湖北孝感来的”意识伴随着作者的大半生，这当然是由于家庭的口耳相传和整个四川社会民间传说的影响。著名作家艾芜在年，这样追述着自己的家族历史：“明末的时候，张献忠在四川大肆屠杀，弄得好些地方，都没有人烟了。湖广人大量地迁徙进去，才把空下的地方，填满了人家村落。所谓湖广人，便是指湖南湖北两省人说的。我自己的祖先，前七八代人，就是由湖北麻城县迁去的。而且，不只我一家，几乎附近好些县分的人，都是来自湖北麻城县。这都是有族谱可考，并非由于传闻”。“都是有族谱可考，并非由于传闻”。艾芜生活的时代，人们普遍重视自己的“根”在何方，他听到的传说或看到族谱，使他对之坚信不疑；年，艾芜又在《我的幼年时代》中又重申道，自己“第一个到四川的祖先，原是生长在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他这里已经明确地把自己的籍贯落实到“乡”！而事实上是，艾芜的汤氏家族入川（年）之前，“世居湖南宝庆府武冈州（今武冈县）高沙柿杨家桥（今属洞口县）（见《汤氏族谱》）。《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四川方言与民俗》等学术专著中收录的四川人家谱，说自己家族来自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占最大比例。在当今的文化热和寻根热大潮中，四川人纷纷探询自己的来源，在互联网上，寻根指向“湖北省麻城县”乃至于“麻城孝感乡”的人比比皆是：“由长字辈——大字辈的先人在康熙、乾隆年间从湖广行省麻城县移迁至四川顺庆府南部县，我现为永字辈”一位李姓人在网上寻求家谱时如是说；一位叫陈益蛟的网民说自己的“祖籍是湖北麻城县孝感乡”；四川遂宁杨姓网民留言道：“大家好，我来自重庆，我爷爷辈的籍贯是四川遂宁，据说是我们这一支是从湖北麻城迁到四川的”；四川简阳县普安乡杨金章在网络上留言追寻“祖上在湖北麻城县孝感乡的情况”并自述“:据我父亲讲，我祖上杨惠杰是洪武年间从湖北麻城县孝感乡马桑坪（当时在湖北有12代）迁到四川简州府东乡烂坝子（即现四川简阳县普安乡）的……请知道我家祖辈杨惠杰迁入四川前原居住地湖北麻城县孝感乡马桑坪的上代情况详细介绍一下，我家族谱没有记载湖北麻城杨氏家族的情况。最好能帮助寻找我家前辈在麻城县孝感乡马桑坪（家谱记载的地址）的情况”；四川泸州易小平在网上说：“相传明末清初，我祖易朝鸾、明鸾、鸿鸾三公由湖广*州麻城县孝感乡填川蜀都定居泸城（现四川省泸州市泸县），我分支无古谱可查”。这两份“族谱没有记载湖北麻城杨氏家族的情况”、“分支无古谱可查”的情况，其实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只得深思的东西，最讲究“郡望”和“根”之所在的中国人，都要不厌其烦地寻根到“三皇五帝”，怎么会把中间一段家族迁徙历史遗漏？重庆湖广会馆内反映“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图像
三
我们只有去湖北省麻城县“寻根”孝感乡。在元代，湖北的东南部和湖南、广西被划为“湖广行省”（“四川省”得名在这个时候），省内有襄阳、*州、蕲州、兴国、峡州、武昌、江陵（中兴）等州和德安、沔阳、安陆等府，元代和明代时中国流传的“湖广熟，天下足”民谚，说的就是这个鱼米之乡。康熙六年（年），湖广左司所属辖区改为“湖北省”。从魏晋时期一位姓麻的将*在当地筑城始，就有了“麻城”，隋朝正式设置“麻城县”并隶属亭州，到明代“*州领*冈、木兰、麻城、*陂四县”，有《明史·地理志第二十·湖广·*州府·麻城》为证明；《清史稿·邦交七》《清史稿·仁宗纪》都有关于麻城县的材料记载，也有《清史稿·地理志第四十二·湖北·*州府·麻城》作证。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编撰《湖北通志》时还专门编修过《麻城县志》，如此种种，更显示着这个地名从未变化过。
查阅麻城县境内的地名，有：麻溪河、乘马岗、项家冲、岐亭、白果、盐田河、三河口、*土岗、曹家河、齐安、蒙茏、龙潭湖等乡（镇）之名，惟独就找不到那个“孝感乡”。20世纪20年代的红*“*、麻起义”使一批麻城人成为中国人民解放*著名将领，翻阅他们的回忆录和有关传记，也找不到一个“孝感乡”人。
但我们却在另外一个地方找到了“孝感县”。在秦代的南郡、汉代的荆州江夏郡、晋代的安陆郡所辖的这块土地上，南北朝时期的宋孝建元年（公元年），鉴于该地“孝子昌盛”之故，于是就设置“孝昌县”。后唐同光二年（公元年），庄宗李存勖因县名中的“昌”字犯了其祖父名讳，遂根据孝子孟宗哭竹“至孝之所致感”和董永卖身葬父等孝子行孝的事迹，改孝昌县为“孝感县”，这就是“孝感”得名的开始。明正统年间孝感知县*巩在撰写《修孝子墓记》中对此说得很清楚：“孝感县旧为安陆县地，后置县，以孝子董永名”；明万历年间德安知府张惟方撰写《孝感县志序》中说：“今上御宇之二十七年（年）余方由孝感入视郡事，顾瞻邑南有汉孝子董永遗迹焉，考南宋（南北朝宋王朝）时始号孝昌，说者谓因董永得名，此邑所由也”。
明清之际，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其所著《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七专设《孝感县》，清末的湖广总督、学者张之洞在其所编《百孝图》中云：“汉董永千乘人也，奉父避难于湖北德安……湖北孝感县名本此”，康熙十二年（年）修有《孝感县志》，由此可见，“孝感县”这个地名至少在明清时期是固定的、清楚的。
前面引文中我们已经看到，明清时期“麻城县”都隶属于“*州府”，而在《明史·湖广·德安府·孝感》、《清史稿·地理志·湖北·汉阳府·孝感》中，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麻城县和“孝感乡（县）”两个地方的辖属，绝无交叉或重叠之处。是两个互不隶属而并行的同级行*地区。
明清时期的移民潮，是确实出现过的。明初湖南常德府武陵等十县的严重情况是“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因此武陵人上书要求明王朝统治者：“邻近江西州县多有失业之人，乞敕江西量移贫民开种，庶农尽其力，地尽其利”，朱元璋“悦其言”，“命户部遣官于江西，分丁多人民及无产业者，于其地耕种”，清王朝建立之际，所面临的残酷现实是：“前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遭叛逆之变，地方残坏，田亩抛荒，不堪见闻”，清顺治年间“湘、鄂、闽、鲁、晋、豫等省空荒任民播种，限年垦齐”（《清史稿·食货一》卷），因此才有“免湖北被贼之孝感等四十七州县卫新旧额赋”、“免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安徽、陕西、湖北、四川、云南、甘肃等省四百十八州县卫灾赋逋赋有差”等让步措施，这里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我想，大家看了这些史料，就不会再把巴蜀大盆地当作当时中国最荒芜的地区了。“湖广”自身的问题，比四川也好不了多少。尤其是“湘、鄂、闽”省自己就有大量“空荒”之地需要开垦“填”充，为何要舍近求远？在这样的背景下，“湖广”要去“填四川”，还真的需要一种舍己为人、大公无私的精神才能做到。移民问题在当时中国很普遍，安徽凤阳人到处漂移，成为明清以来最突出的现象。“北有大槐树，南有石壁村”，南方客家人都把福建省宁化县石壁村作为他们的发祥地，在北方，人们会普遍地说自己是山西大槐树（洪洞县大槐树）下的移民，在安徽这一带，人们会说自己是江西瓦西坝出来的移民。云南人会说自己的根是老家南京杨柳巷。明代四川也发生过向山东移民的问题，有研究者提出：“由四川移民到山东的多集中在莱州，因此，莱州风俗多有与东邻不相同”。《高宗纯皇帝实录》卷记载，乾隆43年、44年（－）两年中，四川就有大量移民进入陕西兴安县一带垦荒。中国很多省区到处流传着“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民谣，并且到处可以看到各种碑刻、家谱把这种传说记录在案，言之凿凿，使人难以怀疑。这些传说把人们迁移的原因，指定为明初大将常遇春或者胡大海幼年时受到当地人的百般欺辱，得志后大肆报复屠杀当地人，迫使洪洞县大槐树旁边的人们外迁逃难。这些传说，实际上和四川地区民间的“八大王剿四川”以至于带来“万户萧疏”的恶果等传说如出一辙，也就是说，正是由于张献忠昔日在四川地区饱受凌辱（甚至植物都与他过不去）为报仇而大肆屠杀川人，导致四川地区人口锐减，才有“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流。这两处关于人口锐减原因的传说，同是一个模式，值得怀疑之处甚多。年张献忠由楚入蜀，建立大西*权，“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的*治策略，肯定要采取一些休养生息的作法，无“民”何有“君”？张献忠大概是懂得这个道理的，他没有绝望地选择自杀而是在转移中战死，这说明他始终没有放弃“东山再起”的未来打算，他在成都“开科取士”就正是按照国家*权的运行方式来操作的。“移民入川”确实发生过，但大量四川土著存在也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外来移民与当地土著为争夺土地而发生纠纷，常常见诸史籍，康熙四十八年（年），徐缵功任四川蓬溪县令，因为“楚民无业者入蜀垦荒”与当地土著发生冲突，导致地产纠纷不断，同样的情形在康熙四十五年李维翰任中江县令时也发生过，李“拨真荒以安新民，禁侵夺以安土著”，即外来移民开垦的只能是“真正的荒芜之地”，当地土著耕种的土地是不准“侵夺”的。雍正对“移民入川潮”就产生过怀疑：“湖广、广东并非甚歉之岁，江西、广西并未题成灾，何远赴四川者如此之众？”真实的答案是，地方官员夸大困难和制造假数据，以获取中央*府免税的优惠（犹如当今有些地方费劲地申报“国家级贫困县”），刚刚取得全国胜利的清王朝也需要“控诉万恶的旧社会”以证明自我的正确，一些文化人或出于讨好当朝、或基于封建正统价值观而仇视“贱民作乱”等目的，极力夸大和过分渲染张献忠给四川造成的灾难——整个四川地区于是就被描绘成一个“万户萧疏*唱歌”的无人之国。而事实上，大量的土著由于一些特殊原因，为获取利益而假冒外来移民，才是今天大家误认为“没有十代以上的四川人”的真正原因。乾隆十年（年）川陕总督公庆复就在上奏中就揭发说：“仍有捏造姓名，指称依傍”现象普遍存在（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冒籍”移民的好处之一，我们可以从雍正四年（年）颁布的圣旨去认识：“择湖广、江西在蜀之老农，给以衣食，使之教垦，俟有成效日，题给老农顶戴，送归原籍，不愿归者听之”，“在蜀之老农”究竟是外来者还是本地土著，恐怕难以认定；更何况顺治十年（年）有特别规定，“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兵民开垦”，“其各省入蜀民人，户给水田亩三十，旱田亩五十”，有这等好事，为何不作假？“入籍”既能够获得生存乃至于致富的（土地）资源，还可以得到未来的最美好的“出仕”前途，编造一个子虚乌有的“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以糊弄“必察其祖籍”的官府。当时的户籍制度是把奴仆、倡优、衙署的雇员如皁隶、马快、步快、小马、禁卒、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番役、长随等，全部划为“贱籍”，“其有冒籍、跨籍、跨边、侨籍皆禁之”，我想，对这样的事情，现在40岁以上的人都会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利益所驱动，大乱之后的乘浑水好摸鱼，“贱民”们在重新登记户籍时获得了改变身份的机会，于是土著们纷纷改籍成了“移民”。而最关键的环节，还在于地方官员在这场“大冒籍”运动中是最大赢家。当时的四川巡抚张德地就这样向康熙请求：“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各官，有能招民30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记录一次；有能招民60家者，量与记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你说，是辛辛苦苦地外出“招商引资”还可能一无所获，还是就地造册登记一大批“移民”来得轻松容易？果然，张德地就因为“四川人口大幅度增长“的辉煌业绩而获得“加工部尚书衔”好处。从皇帝、地方官员，到普通的四川土著，都在这场“捏造姓名，指称依傍”冒籍大潮中“双赢”，何乐而不为？因此，我们的结论是，明清之际的战乱给中国各省区造成的严重后果，不仅仅是巴蜀大盆地，其他省区所遭受的破环程度甚至大于巴蜀四川，移民现象是当时整个中国的普遍现象而并非只有四川；“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只是一个子虚乌有的虚构地名；今天大多数四川人还是四川土著的后代。相关阅读
历史上真实的「湖广填四川」
客家人给四川带来了什么？
说「四川话」的人怎么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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