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屡屡出现三国并立，其中一次，是西魏、东魏、南梁，后来演变为北周、北齐、南陈。
本来，东魏最为强大，南梁次之，西魏只包括关中、陇西，版图最为狭窄，但是，侯景之乱，使得南梁崩溃，这还不算完，继位的梁元帝与其弟兄、以及侄子们，内斗，打得不可开交。
西魏趁机出兵，夺取了益州。
５５４年，西魏继续出兵征战，宇文泰令常山公于谨、大将军杨忠、侄子大将军宇文护等，率领五万兵马进攻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夺取长江中游地区，一举攻破江陵，梁元帝被俘遇害，西魏灭南梁。
西魏一跃而为三国最大，此时，西魏/北周，相当于，刘备占据关中、凉州、益州、荆州，实力太强大了。
南陈建立，只继承了南梁的东部，为三国中最弱。
南梁都城江陵的陷落，具有指标性意义。
江陵城即将陷落时，梁元帝命人放火焚烧图书十四万卷，包括从故都建康转移到现在都城江陵的八万卷书，梁元帝发出最后的呼喊：“文武之道，今夜尽矣！”江陵焚书被视为中国的文化浩劫之一。
商人是东夷，周是华夏，梁元帝的意思是，自周文王、周武王开始的华夏正统，到他这里，就结束了，因为，西魏是鲜卑人，今后，胡人将统治天下。
梁元帝说得没错，魏周隋唐，皆有鲜卑血缘，与周秦汉晋、宋齐梁陈是不同的，不过，如果从更宏大的范围看，魏周隋唐，其实形成了新汉族，是北方汉人与鲜卑人的混血，汉族增加了新鲜血液。
梁元帝萧绎，在做皇子期间，不贪慕醉生梦死的贵族生活，勤奋读书、著书，他因一只眼瞎，不能亲自捧书观阅，也要书僮读给他听，彻夜不休，下了苦功，他的理想抱负是，著书以“成一家之言”。历代有文学地位的帝王之中，“四萧”（梁武帝萧衍与三个儿子萧统、萧纲、萧绎），堪比“三曹”（曹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萧绎又是“四萧”之中的佼佼者，文学成就堪称翘楚，而且他博学多才，除了作为文学家、诗人、学者、皇帝、画家、书法家以外外，他还研究音乐、中医、围棋、周易、相马、算命。
但问题是，他始终是个文人，具有文人的劣根性，而不是真正的政治家，因此，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他比后世的李煜、赵佶要好一些，但是，他内斗极其凶狠残忍，因此，造成内部崩溃，外敌有机可趁。
文人误国，这也是他焚书的原因之一，当时，他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评论这位末代皇帝说：“元帝于兄弟之中，残忍尤甚，是以虽翦凶渠而克复故业，旋踵之间，身为伏馘；岂特人心之不与哉？亦天地之所诛也。”
江陵陷落，南梁王公百姓数万人沦为奴婢，病弱尽遭屠杀。南梁文学家庚信，在江陵陷落前出使西魏，南梁亡后，他在西魏都城长安，目睹亲友沦为俘囚奴隶的惨状，伤心刻骨，悲愤莫名。
庾信仕于西魏，后亦仕于北周。
雄才大略的周武帝宇文邕，雅好文学，因此，待庾信恩礼有加，而庾信与诸王亦多所周旋款洽。北周、南陈通好，南北流寓之士许还旧国，周武帝爱惜庾信而不遣回。庾信虽位望通显，却常有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以抒发胸臆。
陈寅恪考证，《哀江南赋》作成，应在周武帝宣政元年十二月。
《哀江南赋》，声调激越，为千古之绝唱。而赋中“若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祸始。虽借人之外力，实萧墙之内起”几句，尤见卓识。
《哀江南赋》主旨是哀南梁之亡，抒乡关之思，篇名取自楚辞“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赋前自序，“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若之词，惟以悲哀为主。”这篇名作，以其独特格局，叙述南梁的成败兴亡，揭示侯景之乱和江陵之祸的前因后果，文字凄惋而深刻，如实地记录了历史的真相，有“赋史”之称。
后人评价：“北地羁臣，南朝才子，所以屈原宋玉，意本牢愁，苏武李陵，情由哀怨，《哀江南》一篇，可以知其工矣。”
全文用笔炉火纯青,实乃大家手笔。
南朝结束了，不过，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总是要向前看的，气势宏大的盛唐的出现，使得南朝湮灭的伤痛，化为无形，哀痛结束，盛世开始，《哀江南赋》，作为一个时代结束的记录，完成了它的使命，而气象万千的唐宋盛世，则出现了唐诗宋词，以及散文唐宋八大家，成为新汉族的文学代表。
PS:中国历史上还有一次几乎成形的三国时期：明末如果处理得好一些的话，李自成占据西安，为西夏，明为南宋，满清为金，可以并存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将走上不同道路，历史将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