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年－年），字叔大，号太岳，汉族，幼名张白圭。江陵人，时人又称张江陵。明朝中后期政治家、改革家，万历时期的内阁首辅，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
张居正5岁识字，7岁能通六经大义，12岁考中秀才，13岁时就参加了乡试，16岁中举人。年（嘉靖二十六年），23岁的张居正考中进士。年（隆庆元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后迁任内阁次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隆庆六年，万历皇帝登基后，张居正代高拱为首辅。当时明神宗朱翊钧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张居正主持裁决。张居正在任内阁首辅10年中，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财政上清仗田地，推行“一条鞭法”，总括赋、役，皆以银缴，"太仓粟可支十年，周寺积金，至四百余万"。军事上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为之肃然。年（万历十年）7月9日（六月二十）卒，年五十八，赠上柱国，谥文忠（后均被褫夺），张居正也是明代唯一生前就被授予太傅、太师的大臣。为万历所忌，去世后被抄家，至明熹宗天启二年恢复名誉。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帝鉴图说》等。
A《论时政疏》
张居正(太岳)在嘉靖年间第一道也是最后一道奏疏。奏疏成时，他不过二十余岁，居翰林院庶吉士之职。时有严嵩、严世番专权，高拱地位较低，徐阶一味隐忍，杨继盛直言政弊被嘉靖处以极刑。张居正资历太轻，行为言语皆不够老成，但其不痛不痒的陈辞既没有把矛头指向嘉靖，又没有指向严嵩。此奏疏遂得不到重视。自此以后，张居正便闭口不谈国事。嘉靖三十年及三十一年，张居正与徐阶过从甚密，而此时严嵩依然在朝廷一手遮天，京师武备废弛，常备卫军不过五、六万人，皆老弱残兵。吏治之腐朽亦前所未有，王室诸公耗资巨费、大兴土木，每年岁入白银有一大半被王氏宗亲占用，官吏所得禄米甚少，遂行腐败之事。张居正屡次向徐阶进言采取急药医之，然徐阶对严嵩依然退避忍让。嘉靖三十三年，三十岁的张居正提笔写下"我志在虚寂，苟得非所求，虽居一世间，脱若云烟浮"，随后又给徐阶留下了一封长信，信中指责他"内抱不群、外欲浑迹"，随后张居正告归故乡，回到了老家江陵，一留便是三年。
政论原文
其大者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疾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亏，其他为圣明之累者，不可以悉举，而五者乃其尤大较著者也。
臣闻今之宗室，古之侯王，其所好尚，皆百姓之观瞻，风俗之移易所系。臣伏睹祖训，观国朝之所以待宗室者，亲礼甚隆，而防范亦密。乃今一、二宗藩，不思师法祖训，制节谨度，以承天休，而舍侯王之尊，竞求真人之号，招集方术通逃之人，惑民耳目。斯皆外求亲媚于主上，以张其势，而内实奸贪淫虐，陵轹有司，朘刻小民，以纵其欲。今河南抚臣又见告矣。不早少创之，使屡得志，臣恐四方守臣无复能行其志.而尾大之势成，臣愚以为非细故也。所谓宗室骄恣者此也。
臣闻才者材也，养之贵素，使之贵器。养之素则不乏，使之器则得宜。古者一官必有数人堪此任者，是以代匮承乏，不旷天工。今国家于人材，素未尝留意以蓄养之，而使之又不当其器，一言议及，辄见逐去，及至缺乏，又不得已，轮资逐格而叙进之，所进或颇不逮所去。今朝廷济济，虽不可谓无人，然亦岂无抱异才而隐伏者乎，亦岂无罹玷用而永废者乎?臣愚以为诸非贪婪至无行者，尽可随才任使，效一节之用。况又有卓卓可录者，而皆使之槁项黄馘，以终其身，甚可惜也，吏安得不乏!所谓庶官瘝旷者此也。
守令者亲民之吏也，守令之贤否，监司廉之，监司之取舍，铨衡参之，国朝之制，不可谓不周悉矣。迩来考课不严，名实不核，守令之于监司，奔走承顺而已，簿书期会为急务，承望风旨为精敏，监司以是课其贤否，上之铨衡，铨衡又不深察，惟监司之为据，至或举劾参差，毁誉不定，贿多者阶崇，巧宦者秩进。语曰:"何以礼义为?才多而光荣;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以此成风，正直之道塞，势利之俗成，民之利病，俗之污隆，孰有留意于此者乎?所谓吏治因循者此也。
夷狄之患，虽自古有之，然守备素具，外侮不能侵也。今"虏"骄日久，还来尤甚，或当宣大，或入内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边圉之臣皆务一切，幸而不为大害，则欣然而喜，无复有为万世之利，建难胜之策者。顷者陛下赫然发奋，激厉将士，云中之战，遂大克捷，此振作之效也。然法日:"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乘战胜之气，为豫防之图，在此时矣，而迄于无闻。所谓边备未修者此也。
天地生财，自有定数，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则裕;取之无制，用之不节，则乏。今国赋所出，仰给东南，然民力有限，应办无穷，而王朝之费，又数十倍于国初之时，大官之供，岁累巨万，中贵征索，溪壑难盈，司农屡屡告乏。夫以天下奉一人之身，虽至过费，何遂空乏乎?则所以耗之者，非一端故也。语日:"三寸之管而无当，不可满也。"今天下非特三寸而已。所谓财用大匮者此也。
五者之弊非一日矣，然臣以为此特臃肿痿痹之病耳，非大患也，如使一身之中，血气升降而流通，则此数者可以一治而愈。夫惟有所壅闭而不通，则虽有针石药物无所用。伏愿陛下览否泰之原，通上下之志，广开献纳之门，亲近辅弼之臣，使群臣百寮皆得一望清光而通其思虑，君臣之际晓然无所关格，然后以此五者分职而责成之，则人人思效其所长，而积弊除矣，何五者之足患乎?
《论时政疏》是明朝宰相张居正模仿西汉贾谊的《陈政事疏》而写的政论文。是他中进士后第一篇主动的上书，属于国家大政方针的探讨。当时贾谊在西汉虽不得志，但其实后来汉武帝开创大汉帝国的思想基础与大政方针都是在贾谊的政论文里最早提出来的。
张居正进入官场后，就遇到了权相夏言与奸相严嵩你死我活的斗争。张居正在夏言与严嵩斗争的缝隙里写了一篇有名的文章《论时政疏》。这篇文章把当时国家政治危机的几个方面分析得都很透彻，体现了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敏锐的政治眼光。但世人往往并不知道，张居正这篇《论时政疏》所表现出"政治天赋"的内涵并不只限于治国韬略方面，这篇文章还透露出了张居正这个"政治天才"的心机与性格。
在《论时政疏》里，张居正列举了当时政治危机最迫切的五大问题，分别是"宗室"问题、人才问题、官僚问题、军备问题与财政收入问题。张居正后来的改革有一篇纲领性的文章叫《陈六事疏》就是在这篇《论时政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所以这篇文章的份量可想而知。
主昏臣暗的局面自然导致了言路闭塞，忠言不纳。一是因为政治经验不足，二是因为他离政治的核心还很远，一些内幕还是他所不知道的。但是这并没阻碍张居正上疏言事的热情，他将自己多年来对朝廷问题的反思进行了整体梳理，总结出了几大建议，并形成了自己第一封重要奏章，这就是著名的《论时政疏》。
在这封奏章中，年轻的张居正提出当今朝廷一共存在着六大弊病:一、皇亲国戚等宗室过于骄横，贪腐，同时占用了太多的资源，使得国家不堪重负，而且有尾大不掉之势，希望皇帝可以遏制宗室的力量(张居正的第一条就指明了宗室的问题，可能和他儿时与辽王的过节有关，不过这种弊病基本上还是存在的，并非无中生有。)。二、官吏的任用不合理，大量官位被并不适合的人占据。三、官员贪污腐化，尸位素餐。四、朝廷的国防实力太差，北方边境的防备明显不足，鞑靼人随时都可以突破边防四处抢掠，甚至兵临北京;五、奢靡过度，贪腐不堪，国家财政入不敷出，每年都出现巨额赤字，许多重要的朝廷事务由于缺钱而无法办理。六、朝廷言路闭塞，不能及时获知朝野之中的弊病。最后他希望皇帝可以及时采取措施，改革弊政。应该说这封奏章还是比较客观的，基本较为全面地总结了当前的弊政，而且措辞比较和缓，不会引发什么政治争端，可以说是张居正试探性的上疏。
奏章呈递上去之后，张居正开始等待回复，可是却如同石沉大海，毫无回音。他对此非常失望，原本以为自己的奏疏可以马上一石激起千层浪。张居正迫不及待地希望自己的政治见解能得到认同，却忽略了在这样的政治大环境下，这样的政见根本不会引起当权者的注意。而且像他这样的六品翰林，人微言轻。张居正经过反思，终于明白以自己的势力，根本无法作出任何有益的变革，要想施展抱负，还是先要有足够的权位。于是他安心工作，没有继续上疏。
张居正提出了建议，但是毫无反响，他知道时机还未成熟，只能继续在翰林院里积攒着政治资本。恰在此时，徐阶第一个向他抛出了橄榄枝，表示愿意提携他。张居正对徐阶的看重非常感激，不过他还是更希望靠近严嵩，毕竟严嵩是内阁首辅，是眼下皇帝身边最得宠的大臣。有了他的器重，自己就可以在仕途之中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就在张居正一门心思要为自己将来的晋升铺平道路的时候，一件事关重大，让无数百姓罹难的祸事悄然降临，这件事让张居正看清了严嵩寡廉鲜耻的真面目，他对严嵩彻底失望了。这就是明朝著名的"庚戌之变"。
庚戌之变的起因是鞑靼人与明朝之间几百年来的恩恩怨怨。当年朱元璋揭竿而起，率领几十万农民血战多年，终于由大将徐达攻下了大都，把统治中原的蒙古人赶回了北方草原。末代帝王元顺帝逃到草原后，尝试过中原花天酒地生活的蒙古贵族当然渴望可以回到富庶的中原。洪武后期，蓝玉的北伐使得元朝皇帝的权威尽丧，原本是一个整体的元朝开始分裂，到了建文四年(年)，蒙古正式取消了元的国号，不久分裂成三块，一块是元朝皇帝后裔所在的鞑靼，一块是位于西部的瓦剌，另一块就是投靠了明朝并成为其藩属的兀哈良。后来明成祖朱棣又多次北伐，重点打击鞑靼，使得鞑靼衰落下来。
明成祖死后，国力逐渐衰退，无力继续北伐，改攻为守，于是北方边境出现了一系列要塞，其中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山西、固原九处要塞最为重要，被称为"九边"。"九边"中又以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四处最为重要，所以长年驻扎有重兵，严防死守。
鞑靼衰落后，瓦剌趁机强大起来，曾经一度吞并了鞑靼，打败了兀哈良，基本统一了蒙古。随后进犯明朝，在土木堡包围明军，俘虏明英宗。不久瓦剌挟英宗进攻北京，所幸于谦等人击退了瓦剌，大明王朝才得以保全。之后瓦剌出现内乱，实力逐渐衰微，鞑靼趁机再次复兴，脱离了瓦剌的控制，并逐渐强大起来，又开始多次进犯边境，双方多次作战，互有胜败，可是双方都没有消灭对方的实力。可是就像张居正在《论时政疏》中提到的那样，大明王朝的边备已经严重废弛了，军队的战斗力严重下降。
生长于社会底层而深知时艰的张居正，是怀抱着解决现实社会危机的志向开始其政治生活的。嘉靖二十六年，他方中进士、入翰林院，即撰《翰林院读书说》，明确表白了自己的为学宗旨和政治抱负。嘉靖二十八年，他给世宗皇帝上《论时政疏》，初次陈述自己的政见，指出当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五种积弊的根源在于"血气壅阏"，并非无法救治;而所谓"血气壅阏"指的是世宗长期移居西苑，不理朝政，是夕与宦官宫妾为伍，致使上下不通、君臣道隔，政治处于瘫痪状态。所以，他认为世宗帝如再不励精图治，"广开献纳之明，亲近辅弼之佐"，使"君臣之际晓然无所关格"，国家政治则将病入膏肓，虽有良医扁鹊也无可挽救。隆庆二年()，已晋升为内阁大臣的张居正，给穆宗皇帝上《陈六事疏》，系统提出了自己的改革纲领。他以"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为六大急务，认为解决了这六大急务就能刷新政治，"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
如果说他嘉靖年间所上《论时政疏》着重于列举时弊，从"内圣"方面要求世宗帝励精图治，那末，隆庆年间所上《陈六事疏》则在肯定穆宗帝求治之心的前提下，重点要求其解决六大急务以刷新政治。张居正的这种思想无疑是以儒家为理论基础的。然而，身踞决策高位的世宗和穆宗都怠于政事，只顾追求个人的腐化享乐，而锐意改革的张居正所提出的救世良方被他们束之高阁。这使居正深切地感受到各种政治积弊及由之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其病根乃在于封建专制权力机构功能的严重失调。
明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实际上也就是宰相。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二人争夺首辅职位的结果是夏言被杀，严嵩为内阁首辅。
对于内阁斗争，作为新科进士的张居正自然没发言权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张居正以《论时政疏》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
B《陈六事疏》
《陈六事疏》是明隆庆二年时任内阁大学士张居正上书隆庆皇帝的一篇政论文，针对国家现存弊病以及纠正方法进行了系统的陈述。本疏亦成为了日后"江陵柄政"期间施政方针的蓝本，是张居正政治理念的最重要体现。
政论原文
闻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务;正心修身，建极以为臣民之表率者，图治之大本也;审几度势，更化宜民者，救时之急务也。大本虽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调，不解而更张之，不可鼓也。恭惟我皇上，践祚以来，正身修德，讲学勤政，惓惓以敬天法祖为心，以节财爱民为务:图治之大本，即以立矣。但近来风俗人情，积习生弊，有颓靡不振之渐，有积重难反之几，若不稍加改易，恐无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臣不揣愚陋，日夜思惟，谨就今时之所宜者，条为六事，开款上请，用备圣明采择。臣又自惟，幸得以经术，遭逢圣主，备位辅弼，朝夕与同事诸臣，寅恭谐协，凡有所见，自可随事纳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昧，窃见皇上有必为之志，而渊衷静默，臣下莫能仰窥;天下有愿治之心，而旧习因仍，趋向未知所适。故敢不避形迹，披沥上陈，期于宣昭主德而齐一众志，非有他也。伏乞圣慈垂鉴，俯赐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计开
/p>
臣闻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在于独。汉臣申公云:"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臣窃见顷年以来，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政多分更，事无统纪。又每见督抚等官，初到地方，即例有条陈一疏，或漫言数事，或更置数官，文藻兢工，览者每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实莅位之始，地方利病，岂尽周之?属官贤否，岂能洞察?不过采听于众口耳。读其辞藻，虽若灿然，究其指归，芒未有效。此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皇上以虏贼内犯，特敕廷臣，集议防虏之策。当其时，众言盈庭，群策毕举，今又将一年矣，其所言者，果尽举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实效否乎?又如蓟镇之事，初建议者曰"吾欲云云"，当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无几何，而将不相能，士哗于伍，异论繁兴，讹言踵至，于是议罢练兵者，又纷纷矣。
臣窃以为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委任责成，庶克有济。今始则计虑未详，既以人言而遽行，终则执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爱恶交攻，意见横出，谗言微中，飞语流传，寻之莫究其端，听者不胜其眩，是以人怀疑贰，动见诪张，虚旷岁时，成功难睹。语曰，"多指乱视，多言乱听!"此最当今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后，励精治理，主宰化机，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如唐宪宗之讨淮蔡，虽百方阻之，而终不为之摇。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既得其人，则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乐羊，虽谤书盈箧，而终不为之动。再乞天语，叮咛部院等衙门，今后各宜仰体朝廷省事尚实之意，一切奏章，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陈，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诚心直道相与，以勉修职业为务，反薄归厚，尚质省文，庶治理可兴，而风俗可变也。伏乞圣裁。
臣闻人主以一身而居乎兆民之上，临制四海之广，所以能使天下皆服从其教令，整齐而不乱者,纲纪而已。纲如网之有绳，纪如丝之有总。诗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此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臣窃见近年以来，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屈迁就谓之善处，法之所加，唯在于微贱，而强梗者虽坏法干纪而莫之谁何。礼之所制，反在于朝廷，而为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风渐成，指臂之势难使。贾谊所谓跖戾者，深可虑也。然人情习玩已久，骤一振之，必将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将曰:"此务为操切者也。"臣请有以解之，夫徇情之与顺情，名虽同而实则异，振作之与操切，事若近而用则殊，盖顺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学》所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者也。若徇情则不顾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谓整齐严肃，悬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者也。若操切则为严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宜猛。伏望皇上奋乾刚之断、普离照之明，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号令，必断于宸衷而毋致纷更于浮议。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仍乞敕下督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宪纲事理，再加申饬。秉持公论，振扬风纪，以佐皇上明作励精之治，庶体统正，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伏乞圣裁。
臣闻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则无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无法，斯大乱之道也。臣看得旧规，凡各衙门章奏奉旨，有某部看了来说者，必是紧关事情、重大机务;有某部知道者，虽若稍缓，亦必合行事务，或关系各地方民情利病，该衙门自宜恭酌缓急，次第题覆。至于发自圣衷，特降敕谕者，又与泛常不同，尤宜上紧奉行，事乃无壅。盖天子之号令，譬之风霆，若风不能动而霆不能击，则造化之机滞而乾坤之用息矣。臣窃见近日以来，朝廷诏旨，多废格不行，抄到各部，既从停阁，或已题奉钦依，一切视为故纸，禁之不止，令之不从。至于应勘应报，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属迟慢，有查勘一事而数十年不完者，文卷委积，多致沉埋，干证之人，半在鬼录，年月既远，事多失真，遂使漏网终逃。国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怀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赏罚何由而当?伏望敕下部、院等衙门，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须数日之内，即行题复，若事了然，明白易见者，即宜据理剖断，毋但诿之抚、按议处，以至耽延。其有合行议勘问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缓急，道里远近，严立限期，责令上紧奏报，该部置立号簿，发记注销。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从实查参，坐以违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为贤否，然后人思尽职而事无壅滞也。伏乞圣裁。
臣闻人主之所以驭其臣者，赏罚用舍而已。欲用舍赏罚之当，在于综核名实而已，臣每见朝廷欲用一人当事者，辄有乏才之叹。窃以为古今人才，不甚相远，人主操用舍予夺之权，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无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实之不核，拣择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则士之爵禄不重，而人怀侥幸之心，牛骥以并驾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恶得而不乏，事恶得而有济哉!臣请略言其概。夫器必试而后知其利钝，马必驾而后知其驽良，今用人则不然，称人之才，不必试之而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贲事之时，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鲁少文者以，无用见议，而大言不当者，以虚声窃誉;倜傥沆直者，以忤时难合，而脂韦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虽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轻忽之，其才本无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礼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终身借之以为资，或以一动之差而众口訾之以为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资格太拘，毁誉失实。且近来又有一种风尚，士大夫务为声称，舍其职业而出位是思，建白条陈连篇累牍，至核其本等职业，反属茫昧。主钱谷者不对出纳之数，司刑名者未谙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举，凡此皆所谓名与实爽者也。如此则真才实能之士何由得进，而百官有司之职何由得举哉。故臣妄以为，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之道，如得其道则举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为无不应者。臣愿皇上慎重名器，爱惜爵赏，用人必考其终，授任必求其当，有功于国家，即千金之赏，通侯之印，亦不宜吝，无功于国家，虽颦睨之微，敝袴之贱，亦勿轻予。仍乞敕下吏部严课之法，审名实之归，遵照祖宗旧制，凡京宫及外官三六年考满，毋得概引复职，滥给恩典，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以为殿最，若其功过未大显著，未可遂行黜涉者，乞将诰敕勋阶等项酌量裁与，稍加差等，以示激劝。至于用舍进退，一以功实为准，毋徙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在京各衙门佐贰官，须量之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则使之讲究职业，赞佐长官，如长官有缺即以佐贰代之，不必另索其属官，有谙练故事，尽心官守者，九年任满亦照吏部升授京职，高者即转本衙门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级相同者，不必更相调用，各处巡抚官果于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迁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参议久者即可迁参政，从事久者即可升副使，不必互转数易以滋劳扰，如此则人有专职，事可责成，而人才亦不患其缺失矣，此外如臣言有未尽者，亦乞敕下该部，悉心请求条列具奏。伏乞圣裁。
臣闻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内，书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自古极治之时，不能无夷狄盗贼之患，唯百姓安乐，家给人足，则虽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无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然后夷狄盗贼乘之而起。盖安民可以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其势然也。恭惟皇上嗣登大宝，首下蠲恤之诏，黎元忻忻，方切更生。独昨岁以元年，蠲赋一半，国用不足，又边费重大，内帑空乏，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赋，三督御史清理屯监，皆一时权宜以佐国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搜刮者，臣近日访之外论，皆称不便，缘各御史差出，目见百姓穷苦亦无别法，清查止将官库所储，尽行催解。以致各省库藏空虚，水旱灾伤视民之死而不能赈，两广用兵供饷百出而不能支，是国用未充而元气已耗矣。臣窃以为天之生财，在官在民，止有此数，譬之于人，禀赋强弱自有定分，善养生者唯樽节爱惜，不以嗜欲戕之，亦皆足以却病而延寿。昔汉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后，海内虚耗，霍光佐之节俭省用，与民休息，行之数年，百姓阜安，国用遂足。然则与其设法征求，索之于有限之数以病民，孰若加意省俭，取之于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仰惟皇上即位以来，凡诸斋蘸土木淫侈之费悉行停革，虽大禹之克勤克俭不是过矣，然臣窃以为，矫枉必须过正，当民穷财尽之时，若不痛加省节，恐不能救也。伏望皇上轸念民穷，加惠邦本，于凡不急工程，无益征办，一切停免，敦尚俭素以为天下先。仍乞敕下吏部，慎选良吏，牧养小民，其守令贤否殿最，惟以守巳端洁，实心爱民乃与上考称职，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干理薄书而无实政及于百姓者，虽有才干局止于中考，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押发各边，自行输纳，完日发遣发落，不但惩贪，亦可以为实边之一助，再乞敕下户部，悉心讲求财用之所以日匮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俗侈糜，官民服舍俱无限制，外之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恃顽不纳田粮，偏累小民。内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无实，各衙门在官钱粮，漫无稽查，假公济私，官吏滋弊。凡此耗财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财者而去之，则亦何必索之于穷困之民，以自耗国家之元气乎。前项催督御史事完之后，宜即令回京，此后不必再差，重为地方之病。其屯监各差都御史，应否取回别用。但责成于该管抚按使之悉心清理，亦乞敕下该部从长计议，具奏定夺，以后上下唯务清心省事，安静不扰，庶民生可遂而邦本获宁也，伏乞圣裁。
臣惟当今之事，其可虑者，莫重于边防，庙堂之上，所当日夜图画者，亦莫急于边防。迩年以来虏患日深，边事久废，比者屡蒙圣谕，严饬边臣，人心思奋，一时督抚将领等官，颇称得人，目前守御似亦略备矣。然臣以为，虏如禽兽然，不一创之，其患不止，但战乃危事，未可易言，应从容审图，以计胜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机要所在，惟在皇上赫然奋发，先定圣志，圣志定，而怀忠蕴谋之士得效于前矣，今谭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将帅不得其人，臣以为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军伍虽缺，而粮籍具存，若能按籍征求，清查影占，随宜募补着实训练，何患无兵。捐无用不急之费，并其财力以抚养战斗之士，何患无财。悬重赏以劝有功，宽文法以伸将权，则忠勇之夫孰不思奋，有何患于无将。臣之所患，独患中国无奋发励激之志，因循怠玩，姑务偷安，则虽有兵食良将，亦恐不能有为耳。故臣愿皇上急先自治之图，坚定必为之志，属任谋臣，修举实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计而审行之，不出五年，虏可图矣。至于目前自守之策，莫要于选择边吏，团练乡兵，并守墩堡，令民收保，时简精锐，出其空虚以制之。虏即入犯，亦可不至大失。此数者，昨虽已经阁部议行，臣犹恐人心玩遏日久，尚以虚文塞责。伏乞敕下兵部，申饬各编督抚，务将边事着实举行，俟秋防毕日，严查有无实效，大行赏罚。庶沿边诸郡，在在有备而虏不敢窥视也。再照祖宗时，京营之兵数十万，今虽不足，尚可得八九万人，若使训练有方，亦岂尽皆无用?但士骄惰，法令难行，虽春秋操练，徒具文耳。臣考之古礼，及我祖宗故事，俱有大阅之礼，以细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内外，守备单弱，臣常以为忧。伏乞敕下戎政大臣，申严军政，设法训练，每岁或间岁季冬农隙之时，恭请圣驾亲临校阅。一以试将官之能否，一以观军士之勇怯，有技精艺熟者，分别赏赍，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使辇觳之下，常有数万精兵，得居重而驭轻之道，且此一举动，传之远近，皆知皇上加意武备，整饬戎事，亦足以伐狂虏之谋，销未萌之患，诚转弱为强之一机也。伏乞圣裁。
《陈六事疏》是张居正于隆庆二年上书皇上的一份重要的文件，他根据正德、嘉靖两朝以来的官场积弊，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六个方面提出改革的重大举措。遗憾的是，隆庆皇帝没有采纳张居正的建议。仅批示一句:"知道了。"就将这一份充分体现张居正改革思想的文件束之高阁。?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他从小颖敏绝伦，胸有大志，加上他的矻矻不倦，因此学业进展很快。他十三岁时写的文章就受到湖广巡抚顾璘的垂青，顾璘夸他有"将相才"。张居正十六岁中举，顾璘又解犀带相赠。他二十岁赴京会试下第，二十三岁再试成功，中二甲进士，改庶吉士，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作为"储相"的庶吉士的生活是一种练习办事的清闲生活，但张居正此时却不清闲。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认真地研究国家的典章制度，总结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探讨治国的方法，从而为他后来的执政奠定了基础。三年后，他授翰林院编修，以后又任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和裕王结下了密切的关系。再升任侍讲学士，领翰林院事。这段期间，他一直在做积极的准备。他以"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乐观心情，等待着脱颖而出的一天。
嘉靖四十五年，世宗逝世，裕王即位，是为穆宗。张居正以裕王旧臣的身份，被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预大政。他入阁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和当时的首辅徐阶共同起草了世宗的遗诏，在遗诏中"尽反时政之不便者"，纠正了世宗时期的诸多弊政，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欢迎。
中期的明朝，早已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而呈现出一派式微的景象:政治上吏治腐败，弊端丛集;经济上财政拮据，捉襟见肘。内部阶级矛盾尖锐，农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边患丛生，险象迭至，南有倭寇肆虐，北有蒙古逞威。鉴于此，张居正在入阁的第二年，就上了千字的《陈六事疏》，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全面地提出了整顿朝政的政治主张。这些主张既切中时弊，也切实可行。但穆宗毕竟不是明君英主，你言之谆谆，他听之藐藐，并不准备付诸实施。穆宗的冷漠，并没有熄灭张居正的热情，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张居正以七品芝麻官的身份给当时的皇帝上了一封《论时政疏》，指出了当时宗亲骄横、财用匮乏、官吏因循守旧等五条政治弊端。当时的皇帝是被海瑞称为"家家皆净而无财用"的嘉靖皇帝。
嘉靖皇帝最不喜欢听批评意见，不过七品的编修惹不起天子找麻烦的兴趣，他也就比当时说真话的海瑞幸运多了，但上奏的信却石沉大海。张居正感叹现在的乱世"非得磊落奇伟之人，大破常格"，否则不足以消弭天下的灾祸。然而"世虽有此，人未必知，即知之未必用"，唉!人们不一定有这样的见识，有这样见识的人也未必能得到重用。知音难求，他很苦恼。32岁的年纪，正值人生的最佳时机，却无法施展纵横，郁闷之心可想而知，但他没象屈原一样为理想而死，他伺机而动，回家读书，又读了6年!再入朝后，官运出奇的好，官职一升再升，到了隆庆元年二月，已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是正三品的官，关键的是作为大学士，可以入阁议事，也就是进入权力核心。两个月后升为"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这是正二品的大官，且是礼部的一把手了。几个月后，他给穆宗皇帝上了《陈六事疏》。所谓六事: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穆宗一一准行。所言六事可谓切中时弊，体现了张的治国主张与改革理想。
明朝的晚期为张居正纵横捭阖提供了绝佳的舞台，此时的张居正虽已入阁，却并未大权独揽，《陈六事疏》只是他几年后新政改革的晨曲。5年后，穆宗帝病逝，他的学生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史称神宗。新皇帝对张居正言听计从，尊敬有加，言必称"先生"，经过一番政治较量，张居正成为首辅，位极人臣，万历新政由此轰轰烈烈地展开，明朝气象为之一新，内忧外患一时缓解。
在被视为改革纲领的《陈六事疏》中，张居正引用了《尚书》里那句为人熟知的"民为邦本，本周邦宁"，提出了"固邦本"的政治目标。在另外的章奏、书信中，他多次表述"致理之道，惟在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察吏治"一类的观点。
某些论者据此断言张居正继承和发展了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是十分正确的。在传统政治结构中，处于底层的小民没有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他们的疾苦只能被动地由官员们察知，即使贪官污吏们的压榨超过极限也无处申诉，起义是他们表达愤怒的惟一方式，正如张居正在评论两广起义频仍的原因时所指出的，"非民之好乱，本于吏治不清，贪官为害耳"。
这样，就由安民的政治目标推导出"吏治"问题。在张居正看来，人君驾驭官员的手段无非是"赏、罚、用、舍"四字，"欲用舍赏罚之当，在于综核名实而已"。综核名实是张居正政治思想中十分重要的概念，基本内涵是根据实际政务考课官员，即"一以功虚为准，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以毁誉，毋杂之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几个"毋"概括了明代铨政的主要弊端。与实政思想相联系，张居正特别批评了"士大夫务为声名，舍其职业，出位是思"的习气。
不过，综核名实主要是解决官僚体制中人的素质和使用问题，与此相关的还有制度本身的"信息沟通"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张居正提出了"重诏令"的建议。他认为，"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则无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无法，斯大乱之道也"。这项建议包含着两个方面，即立威与立法。为了纠正业已存在的"无法"现象，张居正要求凡已奉旨施行之事，应"严立限期，责令上紧奏报"，有关部门也应"置立号簿，登记注销，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从实查参，坐以违制之罪"。这是"考成法"的初步设想，在张居正柄政之后发展成一套相当严密的制度体系。
关于立威的问题，《陈六事疏》中没有详论。张居正于嘉靖二十八年()奏上的《论时政疏》予以把握。在这份奏疏中，张居正以人的身体类比朝政，认为"人之所恃以生者，血气而已"，"一或壅阏，则血气不能升降，而臃肿痿痹之患生矣"。他指出，世宗"所与居者独宦官宫妾"，已八九年不接见群臣，上下暌违，是"血气壅阏之病"。正是由于这一病根，才导致"臃肿痿痹之病乘间而起"，具体说来，其大者有五:"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从两份奏疏的阐述来看，张居正关心的不仅是君主的绝对权威，而尤注重君主和官僚机构之间的沟通渠道的畅通。
他引用《诗经》中"勉勉我王，纲纪四方"这句话，说明"纪纲"正是人主"使天下皆服从其教令，整齐而不乱"的总枢纽。"纪纲不肃，法度不行"，则"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矫正此弊只有"振纪纲"一途。为了回击他的观点所可能受到的指责，张居正特别论述了"顺情"与"徇情"、"振作"与"操切"的区别，主张"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宜猛"，希望皇帝"张法纪以肃群工"，"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
通过从"固邦本"到"振纪纲"的逻辑序列，社会矛盾的根本症结已经找到，从而也就明确了解决问题的主要方针。但是，还有一些妨碍施政的因素需要排除，在张居正看来，为害最大的便是"议论"。他指出，"顷年以来，朝廷之间议论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跖，或前后不觉背驰，或毁誉自为矛盾，是非淆于唇吻，用舍决于爱憎，政多纷更，事无统纪"，"此最当今大患也"。
(辩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