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怎么治疗 https://m.39.net/disease/a_a6vf4ec.html东吴都督制度的变化，反映出君臣的力量消长。以此为切入点，可以更好地理解时代背景与制度变迁。
都督的相关记载，在《吴书》中俯拾皆是。在文学作品的影响下，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被称作“四大都督”——当然，这只是小说家的附会之言，东吴的首任大都督，实际是陆逊。
东吴所奉行的，是左右督制度，互不统属，彼此牵制。周瑜与程普为左右督，吕蒙与孙皎为左右督，朱然与全琮为左右督，全琮与朱桓为左右督，皆如此类。
左右督制度，反映出孙权的制衡思想。由于孙权年少继业，名望不足，因此不得不利用臣下相互牵制。
在孙权逐渐掌握权柄之后，左右督制度也日趋式微，最终出现了陆逊这种兼统内外的大都督。
不过大都督的授予，既是祝福，也是诅咒。孙权一纸手诏，依然可以逼得陆逊“愤恚致卒”。可见大都督一职，实际是孙吴专制巅峰的附属产物。一言蔽之，“雷霆雨露，莫非天恩”。
本文想论述东吴的左右督制度，探讨其始末变迁与背后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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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所谓“都督”
都督一职，不见于《后汉书百官志》，可知并非两汉旧制，而是一种临时职务。通俗一些讲，即“差遣官”。
差遣官的出现，往往与旧有官职的贬值泛滥有关。
注：官位的品位化问题，见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
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军阀“擅相署置”，导致将军、郎将、校尉等尊贵职位被大量滥用。
（吕）布自以有功于袁氏，轻傲（袁）绍下诸将，以为擅相署置，不足贵也。--《英雄记》
医师、走卒，皆为校尉，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锥画，示有文字，或不时得也。--王沈《魏书》
军阶混乱必然引发统属问题。因此，在将军、校尉之外，便需要增设新的职位，来实现统御军队的目的。
曹魏与蜀汉，一般使用“领军、护军、监军”作为差遣官，东吴则主要使用“都督”作为差遣官。
由此可知都督这个职位，并非高级头衔，仅仅代表着“职事任务”。
以下通过具体案例，探讨都督的位阶问题。
（1）甘宁
甘宁曾出任“升城督”。这个都督不仅没有实际权力，连甘宁自己都得“手持练，身缘城，为吏士先”。名为都督，实际就是个敢死队长。
（吕）蒙乃荐甘宁为升城督，督攻在前。--《吴书吕蒙传》
（甘）宁手持练（即白绢），身缘城，为吏士先，卒破获朱光。--《吴书甘宁传》
甘宁手持练，身缘城，为吏士先
（2）步阐
步骘之子步阐，曾出任绕帐督。绕帐督的任务，就是保护主将安全。换言之，安保处长。
凤皇元年，召（步阐）为绕帐督。--《吴书步骘传》
绕帐督，一人，吴所置，掌宿卫兵。--《三国职官表》
（3）陈勤
凌统做别部司马的时候，与都督陈勤闹出不愉快，竟以下犯上，把陈勤给剁了。
（凌）统与督陈勤会饮酒，勤刚勇任气……（陈）勤怒詈（凌）统，及其父（凌）操……（凌统）引刀斫（陈）勤，数日乃死。--《吴书凌统传》
更为讽刺的是，凌统因为“力战有功”，杀害都督的罪名又被一笔勾销。
（凌统）率厉士卒，身当矢石……（孙）权壮其果毅，使得以功赎罪。--《吴书凌统传》
可见都督这个职位，可大可小，可高可低，根本没有固定的位阶，纯粹是因事设官。周瑜、陆逊等都督自然是位尊权重，甘宁、陈勤等都督则不值一提。
换言之，都督是否尊贵，取决于出任都督的人物身份，与都督的名号则干系有限。
②左右督制度
孙权统事时，实行左右督制度。即设两都督，相互牵制。
左右督的设置非常用心，孙权在授衔时，常常故意使关系不睦的人出任左督与右督，达到互相制约的目的。
比如赤壁之战时（），孙权任用关系紧张的周瑜与程普，共同出任左右督。结果程普仗着年龄老、资历高，常常欺辱周瑜，乃至不服调遣。
（周瑜）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惟与程普不睦。--《吴书周瑜传》
（程）普颇以年长，数陵侮（周）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江表传》
好在周瑜雅量高致，没和程普一般见识，总算维持了前线的稳定。
由此可知，左右督制度的隐患很大。吕蒙后来论及此事，便直言：“虽然事决于周瑜，但程普自恃资历，几败国事。”
昔周瑜、程普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虽事决于（周）瑜，（程）普自恃久将，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几败国事。--《吴书孙皎传》
程普、周瑜为左右督，遂共不睦
在吕蒙看来，程普与周瑜“俱是督”，名号相同，导致相互不服，最终“几败国事”。
即使隐患如此巨大，孙权依然我行我素。吕蒙与孙皎、朱然与全琮、全琮与朱桓，之后相继出任左右督。看起来孙权似乎并不顾及这种制度的负面影响。
吕蒙当袭南郡，（孙）权欲令（孙）皎与（吕）蒙为左右部大督。--《吴书孙皎传》
（孙）权自向新城，（朱）然与全琮各受斧钺，为左右督。--《吴书朱然传》
时陆逊为元帅，全琮与（朱）桓为左右督。--《吴书朱桓传》
如果追根溯源，会发现左右督的设置，与都督制度的初衷是自相矛盾的。
都督的出现，本身就是为了应对前线的将军、校尉太多，难以区分高低的问题。
军职的猥滥现象，在《周鲂传》中有明确记载。吴黄武七年（），鄱阳太守周鲂在诈降书中，曾要求魏将曹休提供五十枚将军印绶、一百枚中郎将印绶、二百枚校尉印绶、二百枚都尉印绶。
今举大事，自非爵号无以劝之，乞请将军、侯印各五十纽，郎将印百纽，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纽，得以假授诸魁帅。--《吴书周鲂传》
彼时的周鲂，不过是区区一介郡守，竟敢讨要如此之多的将军印绶——侧面可见三国时代的军职，猥滥糜烂到何种地步。
在此背景下，“都督”本应起到区分职位高低的功能；但“左右督”制度，相当于在前线重新放置了两个位阶相等的长官，把原本就混乱的军制，搞得更加混乱，完全违背了设立的初衷。
这与孙权本人的处境有关。
富春孙氏“孤微发迹”，极受轻视。孙坚与孙策又不以文化见长，屡屡遭到不公对待。孙氏父子甚至为此杀人泄愤。
（王）叡先与（孙）坚共击零、桂贼，以（孙）坚武官，言颇轻之。--《吴录》
或谓之曰：“高岱以将军（指孙策）但英武而已，无文学之才……”（孙）策恶其收众心，遂杀之。--《吴录》
孙权初领江东（），尚不满二十，“诸将宾客为礼尚简”，根本不拿他当回事儿。
是时（孙）权位为将军，诸将宾客为礼尚简。--《吴书周瑜传》
在此背景下，孙权为了抓紧手中的权柄，不得不刻意挑拨臣下的矛盾，使之相互制衡。也只有这样，孙权才能坐稳吴侯的椅子。
以周瑜为例，赤壁之战前（），周瑜曾向孙权“请兵五万”；结果孙权表示“五万兵难卒合”，经过讨价还价，最终给了周瑜三万兵。
（周）瑜请见（孙权），曰：“……（曹军）众数虽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万，自足制之，愿将军勿虑。”（孙）权抚背曰：“……五万兵难卒合，已选三万人。”--《江表传》
实际上，建安十三年（），东吴刚刚结束讨伐江夏之役，还击毙了江夏太守黄祖。彼时孙权挟大胜之威，屯兵柴桑。可知东吴的全部精锐，就在前线。
（建安）十三年春，（孙）权复征黄祖……遂屠其城。--《吴书吴主传》
先主至于夏口，（诸葛）亮曰：“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时（孙）权拥军在柴桑，观望成败。--《蜀书诸葛亮传》
讨伐江夏时，周瑜是“前部大督”，自然了解吴兵的实际数量，因此“五万”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数字，绝非周瑜信口开河。
（建安）十三年春，（孙）权讨江夏，（周）瑜为前部大督。--《吴书周瑜传》
孙权讨江夏，周瑜为前部大督
由此可知，孙权所谓的“五万兵难卒合”无疑是托辞。其真实意图，是不想授予周瑜太多的兵马，因为他既畏惧曹操，亦忌惮周瑜。
最终的处理方案，是周瑜领兵三万先行，孙权则“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以为后援”。
卿（指周瑜）与子敬（指鲁肃）、程公（指程普）便在前发，孤（指孙权）当续发人众，多载资粮，为卿后援。--《江表传》
孙权“多载资粮”，自然便掐住了前线的粮秣供应；同时他又“续发人众”，说明孙权的本部人马，应该不少于三万。
即使如此，孙权仍不放心，又派遣程普去前线分割周瑜的权力，使二人为左右督。如此一来，周瑜的三万兵马，又不得不打个对折。
（程普）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吴书程普传》
程普在前线耍威风、摆架子，搞得“几败国事”，除了个人性格问题，与孙权的授意与默许必然有关。周瑜大概也意识到背后的硍节，因此隐忍未发。
南郡攻克之后，周瑜升任南郡守，程普升任江夏守，一东一西，继续制衡。
（曹）仁由是遂退。（孙）权拜（周）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吴书周瑜传》
（程普）进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将军，领江夏太守。--《吴书程普传》
同时，孙权又允许刘备驻扎在江陵南侧的油江口，在周瑜的腹心位置插楔子，搞得周瑜十分尴尬，称“刘备寄寓，有似养虎”。
（刘）备立营于油口，改名公安。--《江表传》
（周）瑜疾困，与（孙）权笺曰：“……曹公在北，疆场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天下之事，未知终始。”--《江表传》
周瑜与程普是《吴书》中的首任左右督，该职位的设置背景一目了然。之后东吴的历任左右督，也均贯彻了这一制衡理念。
③大都督出现的时代背景
东吴有记载的大都督，始自陆逊；之后又有全琮、施绩、朱异等人。
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通语》
全琮时为大都督，与魏将王凌战于芍陂。--《吴书顾谭传》
太平二年，（朱异）假节，为大都督。--《吴书朱桓传-附传》
谨以陆逊为例，论述大都督职位设立、所反映的时代背景。
陆逊出任大都督，事在吴黄武元年（），即刘备伐吴的同年。
黄武元年，刘备率大众来向西界，（孙）权命（陆）逊为大都督、假节。--《吴书陆逊传》
黄武元年，孙权命陆逊为大都督
该年（）的年号极端紊乱，在魏为黄初三年，在蜀为章武二年，在吴为黄武元年。彼时的孙权虽然尚未称帝，但已经自置年号，与魏蜀分庭抗礼。
换言之，东吴首任大都督的出现，是在孙权“根基已固”的背景下。因为自设年号的行为，相当于自立正朔，距离僭号不过一步之遥。
“黄武”年号也有深刻的政治隐喻。汉为火德，以土代火，以黄代赤是五德始终的规律，曹丕的“黄初”与孙权的“黄武”，均取土德之意。可见彼时（）的孙权，已经以汉祚的承继者自居。
以黄代赤，德运之次。--《后汉书袁术传》
吴改元黄武，亦以五德之运，承汉为土德也。--胡三省
综上所述，大都督一职，出现于孙权威望最盛的历史背景下。它可以视作东吴专制巅峰的附属产物。
历史的发展也确实如此。
周瑜、程普虽然仅是左右督，但两家私蓄奴客，拒服徭役时，孙权不仅不敢过问，还得主动替周、程两家辩解。
后（孙权）著令曰：“故将军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吴书周瑜传》
陆逊虽然贵为大都督，但生杀予夺，俱由他人，孙权一纸手诏便能直接将其赐死。彼时陆逊不肯自杀，孙权便“累遣中使责让”，最终陆逊“愤恚致卒”。
（孙）权累遣中使（即宫廷使者，一般指宦官），责让（陆）逊，逊愤恚致卒，时年六十三，家无馀财。--《吴书陆逊传》
注：“遣中使”是常见的赐死手段，见《汉书张汤传》与宋杰《汉代的秘密处决与政治暗杀》。
至于全琮、施绩、朱异等大都督，纯粹是孙氏的附庸。
全琮是孙权的女婿，施绩（即朱绩）是朱然的养子，朱异是朱桓的儿子。这些二代贵戚的仕途荣辱，全赖孙权恩威，因此能量也相对有限——他们甚至需要通过积极参与政治事务，以维持自身地位不坠。
比如全琮、施绩等人，在二宫之争中，便积极参与孙和与孙霸的政治集团。在裴松之看来，“吕岱、全琮之徒，盖不足论也”。
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附鲁王。--《通语》
吕岱、全琮之徒，盖所不足论耳。--裴松之
比对来看，周瑜、鲁肃、吕蒙在世时，虽然仅仅是左右督，但一言九鼎，功高震主；至于陆逊之后的诸多贵戚，虽然官拜大都督，其实不过是孙氏的鹰犬爪牙罢了。
一言蔽之，大都督的出现，并不代表东吴臣子地位的上升，反而隐喻东吴君主专制的巅峰。
④小结
左右督是东吴的创举，具备非常浓厚的时代色彩，既反映出孙权的心路历程，也反映出君臣的力量消长。
孙权势弱时，为了自身安危，不得不设置左右两督，分权制衡——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在“诸将宾客为礼尚简”的情况下，维护其自身地位。
孙权势强时，便敢于增设大都督。虽然大都督的“名义地位”高于左右督，实际全琮、施绩等人的权势，远不及周瑜、吕蒙等人。这是因为大都督本身就是东吴专制巅峰的副产品。
既然大都督的职位是孙权所设，那自然遵循“爵赏由心，刑戮在口”的原则，最终达到“雷霆雨露，莫非天恩”的目的。
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矣。--《吴书吴主传》
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
可见无论是左右督还是大都督，都有各自的历史使命。
严格来说，都督一职，本是为了使军队尊卑有序，各有统属；因此“左右督”这种平级制度，其实违背了设立都督的初衷。
再往深一步说，左右督虽然名位有限，但他们恰恰是孙权所忌惮的权臣；至于大都督，名位虽高，实际不过是孙权麾下的附庸。
吕蒙病重时，孙权需要“命道士于星辰下为之请命”；陆逊病重时，则被“累遣中使责让”。可见头衔名分，并不代表实际地位。
（孙）权自临视（吕蒙），命道士于星辰下为之请命。--《吴书吕蒙传》
诚如开篇所言，都督制度的变化，背后反映出东吴君臣力量的消长。通过对该问题的探究，可以更好地理解时代背景与制度变迁。
我是胖咪，百家号历史原创作者。漫谈历史趣闻，专注三国史。从史海沉钩中的蛛丝马迹、吉光片羽，来剖析展开背后隐藏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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