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民*部联合摄制的首档大型地名文化节目《中国地名大会》正在热播中，这档节目以地名知识为载体，从地理、历史、语言、文学、民俗等各个角度全方位展现中华大地的万千风貌，引导人们发现地名背后深厚的人文底蕴、文化华彩和人生百态，唤起根植于人们心中的家乡情结与热土情怀，节目播出以后社会各界都给予了积极评价。从地名透视文化内涵
数万年来人类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创造了各种类型的文化。这些文化因地域、民族和其他种种因素的不同而千差万别。所以文化史上讲到文化类型往往要冠以地名或民族名，例如大而言之有中国文化、印度文化、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小而言之有汉文化、百越文化、楚文化。不同民族或不同地域的文化，最初大都是互相隔离各具特色的。这些特色包括语言或方言的差异，也体现在作为语言的特殊成分的地名上。
随着历史的发展，隔离状态逐渐打破了，不同文化发生接触并进行了交流，各使自身带上其他文化的异彩。进而文化的地域性和民族性渐渐磨去其棱角，甚至不同的语言也产生融合现象，但是地名的变化却相对较慢，它的顽强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较好地保存了文化史的某些本来面目。
地名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给地理实体、行*区域或居民点所起的名称。我国的地名有汉语地名、少数民族语言地名、方言地名，它们往往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
“那”“峒”地名
云南和两广自古盛行稻作文化，这从那一带颇多含“那”字地名也可见一斑。我们在第四章已叙述过。还有一个可以说明稻作文化的地名用字是“峒”，“峒”或写作“垌、洞”，是一个很常见的地名通名用字。“峒”在壮侗语中是指“田场”，即同一水源的一个小灌溉区。在同一个灌溉区里从事稻作的人当然就同住在一个峒里，形成一个单独的居民点。“峒”在某种意义上大致相当于汉语的“村”，如“思把峒”这个地名就是“鱼寨村”的意思，“思”就是“寨”，“把”就是“鱼”。“峒”的称呼也是自古就有的。唐代诗人柳宗元曾有“青箬裹盐归峒客”的诗句（见《柳州峒民诗》）。现代云南、两广有大量“峒”字地名，正说明当地稻作文化发达。
铜鼓地名
铜鼓是我国南方古代少数民族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一种历史产物。历史上使用过铜鼓的有壮、侗、苗、彝等十几个兄弟民族，其中有的民族至今还在使用。历代出土的铜鼓很多，仅现藏于各级文博单位的就有一千三百六十多件。铜鼓文化的分布在地名上也有反映。含“铜鼓”两字的地名大多集中于广东和广西两省。也散见于贵州、云南、湖南、江西和福建等地。如广东曲江的铜鼓岭、丰顺和文昌的铜鼓山；广西博白的铜鼓潭、合浦的铜鼓塘、昭平的铜鼓墟；云南盐津的铜鼓溪；湖南靖县的铜鼓卫；贵州石阡的铜鼓关；福建永定的铜鼓山；江西的铜鼓县。
壮族铜鼓
但是这里会产生一个疑问：历史上使用铜鼓最多，而且出土铜鼓最丰富的是云南和广西西部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为什么这一地区的铜鼓地名反而很少呢？其实原因颇简单。已出土的年代最早的铜鼓为春秋晚期。虽然兄弟民族早就制作和使用铜鼓，但是他们视为常事，并不用作地名。见于记载的铜鼓地名都出现在明代以后，正说明汉人此时深入少数民族地区，铜鼓文化才引起广泛的注意。因此铜鼓地名倒是该地曾经出土或使用铜鼓的生动标志。福建、江西、湖南虽然没有考古材料证实出土过铜鼓，但是这些地方的历史文献中出现铜鼓地名，也表明该地历史上曾有过铜鼓文化的分布。
生肖地名
在云南和贵州的地图上可以看到许多生肖地名，如鼠街、马街、牛场、猴场。十二生肖是古代中国人用来代表地支以纪年月日的特征动物。生肖起源很早，《北史·宇文护传》载其母致护书曰：昔在武川镇，大者属鼠，第二属兔，汝身属蛇。说明南北朝时生肖已普遍用来纪年，至今民间仍然使用，俗称之为属相。但是生肖地名却是用来纪日的。
云南、贵州一带自古就有赶场或赶街的生活风习，这种风习在北方叫赶集，在湘赣等地叫赶墟。大约历史上这一带集市以十二天为一期。如果某地是在子日那天赶集的，那么就管这个地方叫鼠场或鼠街；如果是丑日，那么就叫牛场或牛街，如此等等。生肖地名大都集中在黔西的安顺、毕节、兴义、六盘水诸地区和黔南自治州，以及滇东的曲靖、昭通、玉溪等地区和楚雄、红河、文山诸自治州一带。如图5-1所示。
这些地名的分布生动地展示了历史上在西南地区盛行的井然有序的农村集市景观（据最近对彝族文化的研究，生肖地名的分布与彝族的分布密切相关）。
按理十二生肖名称用于地名上的机会是均等的，但是实际上有些生肖地名用得很少，甚至不用。在比例尺较小的地图上，虎街仅见云南南涧县一例，蛇场也少有，仅广西隆林一见，而猪场则至今未曾发现。这种现象是由于旧时代民间忌讳心理所造成的。由于忌虎，虎场就称作猫场（即使上述南涧县的虎街，也只是写在字面上而已，当地仍读成猫街），由于忌蛇，就叫成长虫街。这些生肖地名写成汉字时也常用方言同音字代替，这大约是嫌用字粗俗吧。最常见的是用“朱、珠”代替“猪”，用“阳”代替“羊”，用“久”代替“狗”，用“基”代替“鸡”。
在书面记载中生肖地名最早见于明代，如鸡场街、鼠场营、狗场营（均在贵州普安州）。这类地名初期并不忌“猪”，如清代贵州大定府有猪场铺，赵家猪场，贵州平越州也有猪场，后来才逐渐消失。当然这类地名也有直接用地支命名的，如今云南弥渡有寅街。此外还有一个特例，即清代云南永昌府有辛街地名，辛是十天干之一，或许永昌府（今保山地区）一带曾经是十天一集，所以出现以天干命名的街场。与“场、街”相类似的通名在南方各省还有“圩、墟”，在北方还有“集、店”。它们历史上或至今也是农村定期集市地点，但是从字面上看不出赶集的周期，这里就不作详细分析了。
水利地名
长江下游的太湖平原是全国闻名的水稻高产稳产地区，几千年来人们为了确保水稻等水田作物的生长，兴修了大量的堤、堰、塘、埭、闸等水利设施。堤和闸的含义全国一致。堰是可以溢流的挡水堤坝；埭则是堵水的土坝。因为这些水利工程与当地经济生活关系极大，因此也就自然成了当地许多地名的通名。在比例尺为一百五十万之一的太湖流域地图上可以找到四十几个这一类的地名，其中以埭为通名的地名有：*埭、埭溪、锺埭、徐贤埭、胡埭、林埭、郑家埭、新埭。如果把地图的比例尺再放大，那么此类地名的数量更要大量增加。看着地图上的这一类地名就可以知道当地水田作物裁培的发达。
水利地名并非江南地区特有，在靠河水或雪水灌溉的西北干旱地区，这类地名也大量存在。如甘肃民勤县有西渠、中渠乡，武威有四坝、中畦乡。渠是灌溉渠，坝是河西对水渠沿用的惯称。因为引水溉田必先筑坝。但在干旱地区，必须有绿洲才能用这类地名，故不能形成大面积的集中现象。
井泉地名
在沙漠地区，水是至关紧要的，有水就有生命、有绿洲、有农业，在没有高山雪水和内陆河水灌溉的地方，泉水和井水的分布点就成了居民点分布的基础。所以地图上沙漠地区的居民点许多是以井或泉命名的。如甘肃民勤县最为典型。该县位于阿拉善高原的巴丹吉林与腾格里沙漠之间，是甘肃典型的沙漠绿洲县份，石泉河由南面向东北斜穿本县中部，造成石泉河下游绿洲，河流两旁引沟渠灌溉，出现许多带“沟”的地名。
而在这绿洲以东以西以北的沙漠地带，则全部分布着带“井”的地名，如最北的五托井，极东的四眼井，尽南的九个井，远西的茨井子，在百万分之一的地图上就有六七十个之多。这些井为人和牲畜提供了水源，聚集了一定数量的塞内人口和牧业人口，全县平均人口密度远比只有渠道而无井泉的县份高。
“市”字地名
在我国南方，尤其是两湖地区，有许多县以下小地名的通名是“市”字。在百万分之一的湖南省地图上就有五十一个含“市”字的小地名。其中最赫赫有名的要算是湖南浏阳的文家市。文家市的“市”当然不是城市的“市”，而是历史上草市的遗迹。宋代发达的商品经济滋生了许多作为商品交易集散地的草市的集镇（湖南攸县至今还保留了一个叫做“草市”的地名）。
这些草市经过发展，固定下来成为县辖的行*单位，名称就叫某市。这些市当中有些地理条件特别优越，经过长期的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如果其行*级别在县之上，为了跟原始意义的“市”相区别，就在原地名的后面再加上一个“市”，如湖北的沙市市和湖南的津市市。前者原来只是江陵县的一个外港，《宋史·河渠志》：“江陵府去城十余里有沙市，据水陆之冲。”江陵在宋代以前一直是两湖地区最大的*治经济交通中心，在长江航道远离江陵以后，紧靠长江的沙市迅速发达起来，终于成为今天长江航线的十大港口之一。
县以下辖“市”在我国已经不是普遍现象了，但在邻邦日本却是一种正式制度。日本全国*区划分为一都一道二府四十三县，都、道、府、县以下辖市。如著名的名古屋市就为爱知县所属。所以在日本很少会出现像沙市市、景德镇市这样别扭的地名。日本的这种制度也是从古代中国搬过去的，不过经过规范之后，显得层次分明了。
（本文摘自《方言与中国文化》，周振鹤游汝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年5月出版，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方言与中国文化》
周振鹤游汝杰著
定价：78.00元
上海人民出版社；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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