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治疗荨麻疹好医院 http://m.39.net/baidianfeng/a_8595950.html东周时期研究年涉及三代时期考古的新发现中，大江南北各东周诸侯国的新发现异彩纷呈，格外突出。以下自西向东自北向南分别予以介绍。陇东宁县马莲河、九龙河流域的石家-遇村遗址年持续工作。零星的网络报道显示，新工作不但在石家墓地又发掘了数座贵族墓葬，还在遇村遗址新发现了城址线索。这一发现将为了解两周之际周秦势力转换之时的秦、周、戎人关系，提供极为重要的资料。在雍城，春秋时期的秦公一号大墓陪葬车马坑持续发掘。该车马坑位于一号大墓东墓道南侧，平面近凸字形，全长近86.5米。钻探情况显示，该车马坑坑体内有两道东西向的生土隔梁将坑体分割为巷道，巷道内放置车马。坑体西端较浅，可能放置珍禽动物。年的发掘，仅向下清理了10.8米，距离坑底尚有4米左右。车马坑被盗严重，但零星出土了不少珍贵遗物。钻探显示出的车马坑布局，对研究秦始皇陵陪葬坑的渊源关系极为重要。临潼秦东陵一号陵园内偏南的ZM1数年前被盗，本年度对其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由于该墓规模宏大，年的发掘仅以探方法清理该墓地面部分。清理与勘探显示该墓为“亚”字形的四出墓道墓葬，各墓道有台阶与耳室。墓室以上的部分未经夯筑，亦未见祭祀建筑遗存。南墓道以南0米处，发现一处建筑基址，不排除为陵园内的祭祀建筑。ZM1的发掘工作为秦公陵园埋藏制度、封土制度的演变及陵园内建筑的发展演变提供了最新资料。在前几年工作基础上，关中东部的澄城县刘家洼遗址经调查勘探，新发现了一处中等贵族墓地，墓室面积皆在15平方米以下，年工作的核心即围绕该墓地展开。新清理的墓葬葬俗与之前芮国的墓地较为接近，随葬品组合亦相类，年代集中在春秋早期偏晚。M发现的方形山子形盖簋，形制较罕见。这处墓地的发现与发掘为了解刘家洼芮国城邑内的人群等级分层和城邑布局结构，至关重要。在一河之隔的*河东岸的山西闻喜邱家庄墓地，对被盗墓葬的抢救性发掘中有了令人惊艳的发现。抢救发掘的战国早期墓葬M，虽然墓葬被盗堪称惨烈，但发掘所获信息已堪称惊人。该墓无墓道，但墓口东西宽14.3，南北长13.5米，面积达平米左右，规模宏大。墓内分四层台阶逐层构筑，墓室的木椁外另外积石积炭防护。作为山西省已发掘的最大东周墓葬，该墓的体量在国内也可数得上号。在已发掘的春秋战国时期墓葬中，该墓的墓口面积接近曲沃柳泉的两座晋公大墓墓室面积，接近中山王墓的椁室，小于新郑胡庄的韩王陵和凤翔的秦公一号大墓。如此大型的墓葬，发掘者推测为战国初的晋公室高级女性贵族墓葬或有一定道理。但同时期王室贵族墓葬，皆有墓道，而该墓没有墓道，故对墓主的性质推测似应更谨慎为好。该墓最令人惊讶之处在于墓室墓口以上，发现有东西宽1.6，南北长6.6米，面积达平米以上的建筑基址，基址的外围再用板瓦和筒瓦组成的散水类护坡。这样罕见的墓上建筑，不由令人想起三晋公室大墓亦曾发现过墓上的建筑基址，比如与魏公室有关的固围村M、赵王陵和新郑胡庄大墓都有类似的建筑。而中山王墓兆域图的发现暗示，邱家庄M很可能就是另一例墓上的“堂”、“寝”类建筑。这为研究周代墓祭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在河北，行唐故郡战国遗址继续发掘。综合媒体零星线索可知，本年度该遗址南北向积石墓的新发现为判断该遗址的延续时代提供了新的资料。此类墓葬目前数量极少，但随葬仿铜陶礼器鼎、豆、壶、匜、球腹壶等，年代当较之前东向墓葬略晚。河南省的两周考古工作重心仍在城邑。新郑郑韩故城去年的工作以配合基建为主。仓城路小学基建项目发现一处大致呈西北-东南向的大型夯土，其性质可能为隔城墙的南段，也可能是仓城城墙或者大型建筑。在夯土外，发现了与夯土同样走向的相互叠压的几条东周道路。郑韩路东延基建项目，发现有一处大型夯土，推测可能为战国时期作坊房基。在荥阳官庄遗址，以既往数年工作的铸造作坊南北两侧为年的工作区。在北区，发现早晚两座房址，晚期房址是长期使用的作坊，早期房址则可能是一座高等级建筑。南区发现两条道路，表面可见车辙。夏庄墓地的发现在秋冬之际曾引发媒体的
淮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刊发了淮安*岗村墓地的清理情况（《东南文化》第5期），所发掘的墓葬主体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晚期的中小型墓葬群。葫芦岛市博物馆公布了年清理的兴城市朱家村春秋木棺墓的资料。该墓因施工作业发现，虽破坏严重，但仍出土了一批铜兵器、车马器，发掘者认为该墓年代约在春秋晚期后段（《文物》第8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公布了-年度云南师宗县大园子墓地的发掘情况。发掘者认为这批墓葬年代在战国至西汉时期，墓主人群可能与文献记载的漏卧人有关（《考古》第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公布了晋宁河泊所和西王庙贝丘遗址的试掘资料。两处居址位于滇池东南岸，是石寨山文化的核心居址，两遗址的试掘材料确定居址的年代上限可至春秋时期（《江汉考古》第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公布了昆明东川区玉碑地遗址的发掘资料（《边疆考古研究》第5辑）。该遗址为一般居址，地层中还有大量矿渣、铜矿石和陶范，很可能是一处集冶炼和铸造于一体的聚落遗址。陶器以单耳罐、高领罐颇具代表性，与滇池盆地的石寨山文化有显著区别，而与周边的昭通、威宁地区的青铜文化有相似性，很可能是一个新的文化类型。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公布了准格尔旗福路塔战国秦墓地年的发掘资料（《考古与文物》第6期）。这批墓葬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以东西向居多，年代集中在战国末期至西汉早期。该墓地当与战国晚期秦在上郡的开发有关。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等机构对内蒙古乌拉特后旗的布尔汗山、达拉盖沟遗址的调查情况进行了介绍。两处遗址均分布有数量较多的亚腰形石盖板墓，可能属于青铜时代晚期的特布希文化（《西部考古》第17辑）。同年情况相同，东周时段的相关研究是本年度三代研究中数量最多的。徐昭峰出版《东周王城研究》一书（科学出版社）。该书对洛阳王城的城址、营建和布局，城内各遗存以及王城周边王陵、墓葬和车马坑的分布情况也进行了梳理。该书是目前对洛阳王城研究最为全面的著作。于焕金的博士学位论文以东周时期秦、晋、楚系墓葬的性别差异为视角（吉林大学）。他通过对铜器墓、仿铜陶礼器墓和日用陶器墓三类墓葬，从墓葬体积、随葬品和葬具三方面讨论秦晋楚的性别差异。他发现平民与中间阶层的秦墓中战国早期以前，男性墓葬较女性墓葬反映的社会地位更高，而在战国中期以后男女差异接近。晋墓则始终是男性社会地位高于女性。楚墓男性的社会地位高于女性，但有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不匹配的现象。李晓健对太行山东麓地区东周陶鬲的谱系进行了梳理（《边疆考古研究》第6辑）。他将陶鬲分为三类，束颈弧腹鬲分布于太行山东麓北部，与土著的张家园上层文化关系密切，可能代表了东周时期的戎狄人群；鼓肩直腹鬲则集中分布在太行山东麓中南部地区，与三晋陶鬲接近，是三晋文化影响下形成的；而燕式鬲集中分布在燕文化区。尚如春对平顶山应国墓地中的战国墓葬做出了区分，她认为应国墓地M10、M当属战国早期早段，其中M10的年代相对略晚。其后从这两座楚系墓葬的墓向、礼器制度及用玉风格等几个方面入手，对墓主身份进行了系统分析，证实此两座墓墓主并非楚人，而均属于已楚化的应国贵族后裔。在此基础上，本文参考墓地总体布局及各墓葬年代，认为在应国墓地中两类墓葬虽然分区而葬，文化面貌风格迥异，甚至年代存在缺环，但其族属始终未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0期）。唐英杰、李发对三门峡虢国墓地M的墓主进行了分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0期）。他们认为M墓主虢仲，为国子硕父鬲器主硕之父，器物年代较虢季氏（虢文公）鬲稍晚，较虢季（虢公忌父）鬲稍早，在两周之交；虢仲墓出土的两类虢仲鼎均具有明显的西周晚期宣、幽时的特点，其时代亦在两周之交；虢仲生前曾“受天子禄”，应即虢公翰。张亮以统计学方法讨论洛阳地区战国中晚期陶器墓的分群，他将洛阳地区的战国陶器墓分为本地周人墓、外来人群墓和混合文化因素的墓葬三类。他以统计方法，认为外来人群使用的等级制度更加规范（《考古》第9期）。吉林大学王震对辉县琉璃阁墓地的年代和性质重新进行讨论。他认为琉璃阁墓地年代从春秋晚期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早段，墓地属于晋卿魏氏。其所见之墓地归属回归到了郭宝钧的旧说，年代判断亦实与前人差别不大（《考古》第11期）。田建文对南吕梁地区新发现的东周墓葬进行了讨论，提出部分墓葬可能和白狄人群有关（《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83期）。对于隰县瓦窑坡、乡宁嘉父山等墓葬的分析，他认为部分墓葬不遵守周代礼制，亦非晋系礼制，很可能反映了当地春秋中期的部分遗存当属于白狄人群所有。陈博撰文讨论了新郑中行遗址马坑的性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4期）。他认为中行遗址45座马坑以及所埋马匹的特征与东周遗址所见祭祀用牲遗迹有明显不同，也与先秦文献记载的祭祀用牲制度存在矛盾，应当并非祭祀活动遗迹。中行遗址马匹年龄与性别构成与近代人工蓄养马群相似，牡、牝马分开掩埋及每坑埋放二马或四马等现象又可能与先秦时期的养马制度有关。据此种种迹象推测，马坑中的马匹可能来自郑国公室所蓄养的一个较为完整的种马群，又因为某次偶发事件而在较短时间内被全体杀埋。杨云鹏在硕士论文中对中原地区的祭祀遗存进行了整理（陕西师范大学）。他将东周时期中原地区涉祭祀的遗存分为神祇祭祀、人祖祭祀两大类。前者主要是诸侯祭祀，祭祀对象以地祈为主，后者则分为宗庙类和墓葬类两种，再将以三晋两周为代表的中原祭祀遗存与秦、楚两文化圈的祭祀进行对比，讨论了东周时期的祭祀礼制变革。张煜珧对秦文化的祭祀文化遗存进行了分析，认为秦祭祀包括上帝、先祖、山川、社稷和伏腊等五大类祭祀，经不断发展得到完善（《考古与文物》第3期）。张婕妤以临潼新丰墓地的材料为主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她对该墓地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期和分区研究，将墓地从战国中期晚段开始至西汉初分为前后四个阶段，着重讨论墓地的形成过程。她认为该墓地最初的人群较为单一，但在战国晚期至秦时期，该墓地人群突然复杂，迁入人群来源也逐渐变多。到西汉时期，该墓地人群减少，墓地逐渐废弃。曹龙撰文分析了泾渭地区秦墓中的低温釉陶牛车（《文博》第5期）。他认为此类器物是泾渭地区晚期秦墓中的代表性器物，从春秋晚期即出现在雍城一带的秦墓，除牛和车轮以外，其它部分多为木结构，所以木构件多不全。与之组合的陶俑应该是引牛驾车的驭手。牛车常与囷、壶、甗共出，反映出秦人的重农思想。王颢对战国秦墓中的姜戎人群进行了分析（《文博》第4期）。他基于郭家崖墓地的资料，认为墓室以洞室墓和壁龛占绝大多数，多见卵石铺地，以高领袋足鬲为主要随葬品的秦墓墓主应该属于姜戎遗民。与郭家崖相近，宝鸡建河、李家崖墓地以及塔尔坡、西茅坡等墓地的人群可能也与姜戎有关。刘昕对战国秦汉墓葬出土的原始瓷器进行了分期研究（《南方文物》第1期）。他根据胎釉特征、纹饰特点的不同，将战国秦汉时期原始青瓷分为四期，每期有不同的时段，并对不同期段的组合关系进行了整理。张潇对战国秦汉的制陶工序进行了讨论，作者从民族志、逻辑推理入手，反观秦汉时期制陶遗址，并以郑韩故城大吴楼制陶遗址、张夺号遗址以及秦雍城豆腐村遗址作为个案分析，试图复原战国秦汉时期的制陶工序（《华夏考古》第1期）。杨坤撰文以三晋度量衡器为例，讨论了战国度量衡器需要注意的问题（《西部考古》第17辑）。他认为铜度量衡器有“预估值”和“实测值”的差别，这是因为不同国家对同一器类或者同一国家对不同器类的计值精度要求不同所致，同时，度量衡器物的进制和单位并不唯一，情况较为复杂，在研究中不可预设前提。陈康的硕士学位论文以卫地的遗址和墓葬为资料，讨论了周代卫国的文化特征（郑州大学）。根据陶器的类型学排比，他将卫国的考古遗存分为前后九期，认为其日用陶器包含商文化因素、周文化因素和创新因素，另外有零星的李家崖与东夷因素出现在卫地。靳健对莒县西大庄墓葬的年代和文化属性做了讨论。他认为该墓年代在春秋早期，文化属性更接近周文化（《考古与文物》第期）。东周时期的戎狄遗存近年来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郑立超对义马上石河春秋墓地M35出土的铜鍑进行了讨论，认为这件器物体现了虢国在春秋时期通过对外战争与北方戎狄人群发生联系（《中原文物》第4期）。孙战伟对毛家坪B组遗存也进行了再分析，提出该类遗存并不单纯，有甲、乙两组器物，甲组为双鋬鬲、双耳鬲；乙组则以双耳罐、单耳关、双鋬罐等为主。他认为前者源自李家崖文化，后者源自寺洼文化（《考古与文物》第期）。张寅对马家塬类型遗存进行了分析，认为其文化渊源源自沙井文化的“三角城类型”（《考古与文物》第期）。王震对李家崖东周墓葬的年代和性质问题进行了讨论（《边疆考古研究》第6辑）。他认为李家崖东周时期的墓葬自春秋晚期出现，延续至战国中期，可分为三期。墓葬的文化内涵复杂，有来自于晋文化系统的，有来自于北方系文化系统的，还有本地的土著遗存，这种复杂的文化面貌，与晋国“和戎狄”*策有关。洪猛撰文对北京延庆葫芦沟墓地的编年进行了分析（《考古学集刊·第卷》），认为该墓地可分为春秋晚期中段、春秋晚期晚段、春战之际到战国早期三个阶段。墓地的埋葬秩序反映出该社会群体从北向南安排墓位，但对玉皇庙文化的传承却逐渐减弱，到晚期阶段燕文化等文化因素涌入，说明了该社会集团的分化。洪猛对玉皇庙文化的渊源进行了讨论（《边疆考古研究》第6辑）。他对既往的“本地说”和“西来说”两种说法进行了分析，结合长城沿线东段的资料，他认为夏家店上层文化对玉皇庙的兴起有全面影响，很可能是北方长城地带土著居民为主体的人群收到多重文化影响下孕育的，文化来源出现多元化，以冀西北山地临近的早期遗存所占比重大。高毓婷翻译了金秋月（Catrinkost）的论文，对辛庄头M30墓葬遗物中的北方民族因素进行了分析。她认为该墓出土器物可以看出燕墓与朝鲜半岛和齐国有较密切联系，很多器物可能是与北方民族交流所获，而这种交流与燕国试图通过与北方民族的友好交往以稳定边境局势相关（《青铜器与金文·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郭物对马家塬墓地所体现出的秦霸西戎的现象和内涵进行了分析（《四川文物》第4期）。他认为马家塬墓地中，高等级墓葬虽然有显示戎王身份地位的一些器物，但是和独立于农耕区之外的游牧首领墓葬比较而言，缺少短剑、管銎啄戈一类的武器，可能显示秦国对其*事装备和武装力量的控制和首领的羁縻，甚至在首领下葬的过程中也是如此。另一个方面，墓中出土车辆、铜壶等器物，则反映了这支戎人受到华夏礼制和文化的深刻影响。张寅以随葬器物和殉牲资料为基础，对两周时期西戎族群的生业模式进行了讨论（《北方文物》第4期）。他认为寺洼文化与东周西戎文化分别代表了两周时期的西戎族群的早晚两大阶段。两者在居址、出土动物骨骼、遗物及艺术主题等方面都具有明显差异，这表明早期西戎与晚期西戎所使用的生业模式是截然不同的，两周时期西戎族群的生业模式经历了由农业为主、家畜饲养为辅的定居生活转变为游牧经济的过程。赵欣欣则与杨建华联名撰文，从青铜服饰品入手讨论胡服骑射问题（《北方文物》第1期）。她们认为内蒙古出土的东周时期北方系青铜服饰品的分类和位置研究可以将服饰品分为装饰人体的身体装饰和用于装饰衣物的服装配饰两大类。身体装饰以耳环和项饰为主，服装配饰则有缝缀在衣物上的缀饰、腰带饰和腰间挂饰三种。受骑射传统影响，形成了重视腰部装束的习俗，很多服饰品既有防御、充当部件的实用性。张渭莲撰文对延怀盆地的东周青铜器群做了梳理（《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8期）。她认为该地地处咽喉，是中原地区和北方长城沿线文化的交汇之地。春秋晚期以怀来北辛堡、甘子堡、延庆玉皇庙、葫芦沟等遗址或墓地发现的青铜器，体现了当地独特的文化面貌。春秋晚期以来，该地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发生了变化，有部分人群开始向外迁徙，其中一支可能越过燕山向南沿太行山东麓地区南下，可能与文献记载中的鲜虞有关。伴随着随州以曾国贵族墓葬为中心的新资料的不断刊布，曾、楚考古研究热度不减。郭长江等人在发表枣树林墓地新发现的同时，也公布了随仲芈加编钟铭文的释读（《江汉考古》第3期）。这一组铭文内容对于研究极为重要。郝晓晓对襄阳王坡墓地四座墓葬的青铜器所体现的青铜文化特点进行了讨论（《西部考古》第17辑）。她认为M55随葬鼎、壶为制作粗疏的专制明器，盘匜却为质量较好的随葬明器。该墓地的青铜器从M1至M55时期，青铜器的制作水平在逐渐下降。*锦前、姜维对新野小西关和枣阳段营墓葬的年代和墓主进行了讨论（《四川文物》第5期）。他们认为皆系春秋早期姬姓曾国墓葬，段营的墓主为曾子仲（言妻），小西关墓葬系其子辈夫妇合葬墓，曾子仲（言妻）系曾侯（尹馬）伯之子。结合近年出土的曾侯與编钟铭文来看，新野一带在周初曾国始封时即为其疆域范围。徐少华对苏家垄M85的年代和文化特征进行了讨论。他认为该墓的年代在春秋中期的早晚段之际或略晚，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60年左右。墓主人可能为女性贵族，可能是由宋适曾的一位低等级贵族夫人，随葬礼器中有可能含有其他来自宋国和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江汉考古》第4期）。尚如春撰写博士学位论文，以江淮地区楚墓为材料，讨论了东周楚国社会的变迁过程（吉林大学）。她将东周时期江淮地区楚墓分为三个区域八期，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不同时期墓葬文化的阶段性变化。同时，作者对铜礼器墓、仿铜陶礼器墓和日用陶器三类墓葬进行了聚类分析，并对江淮地区楚墓的礼制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组织形态进行了拟合，认为不同等级的墓葬可分别对应了楚国社会的五个社会阶层。胡平平撰写博士学位论文，讨论了洞庭湖水系各流域的东周、秦代墓葬所见的楚文化南渐问题（吉林大学）。作者将洞庭湖水系发现的东周秦代墓葬分为四期八段，对其文化因素进行了分析，对非楚文化的器物进行了区分，辨识出中原、吴越、巴蜀、湘西土著、秦、群舒文化，在此基础上讨论了楚文化南渐的过程，提出了楚、越融合的历史进程，并据此讨论了楚国经略南土的方式。侯波的硕士论文以楚皇城为讨论对象（南京师范大学）。该文对楚皇城的选址、结构规模、形制布局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比较了楚国都城和中原地区的同时期城址，强调楚皇城的*事防御色彩。徐少华对南阳李八庙一号墓的年代进行了重新讨论。他认为该墓年代当在公元前年左右，早于下寺M8、M36。李八庙M1中最关键的番子鼎，徐少华认为是春秋中期偏晚的番国之君作器。李八庙M1的属性显示，该墓可能是潘氏贵族依附于楚国的下层贵族墓葬（《考古》第9期）。肖航对楚墓的陶俑葬进行了分析（《东南文化》第5期）。他认为陶俑主要出现在楚东地区，是战国晚期楚迁于陈之后，楚墓新出现的一种葬俗，在大夫级和士一级墓葬中有较明显的等级差异。这种陶俑葬对汉墓随葬陶俑的风俗有较大影响。印群撰文对淅川下寺墓地发现的殉人进行讨论（《南方文物》第6期）。他认为春秋中晚期是楚文化礼制形成的阶段，下寺楚王室贵族墓地有殉人，是吸收了周文化因素的原因，其所举例证为竹园沟M4、长子牛家坡M7和赵卿墓的资料。郑建明以原始瓷为切入口讨论吴越文化的南下问题（《东南文化》第5期）。他认为春秋中晚期原始瓷器类单一，器型简单，少见或者不见礼器器类，呈现明显的衰落迹象。这一现象与吴文化南下太湖南岸，进入原越文化的核心区，使越文化人群南迁有关。赵德云对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进行了较详细的分期研究。他认为大石墓可以分为五期，但最早的一组与后四期差别较大。大石墓最早的一处年代可能在春秋时期，而后四期则大体处于战国早中期、战国中晚期到西汉早期、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早期（《考古》第3期）。郝晓晓对茂县牟托一号石棺墓的甬钟进行了分析（《边疆考古研究》第6辑），认为这批甬钟是越式甬钟，但铜铜器却多为楚式，反映了这一地区楚文化和江淮青铜文化交流后传至岷江上游地区。赵越撰写硕士学位论文，综述东周燕国墓葬（河北大学）。作者按墓葬等级大小将燕国墓葬分为五个等级，认为东周燕国墓葬多北向或东北向，葬式以仰身直肢为主，根据铜器、陶器和仿铜陶礼器，可将东周燕墓分为九个阶段，除本身的特征外，燕墓还有来自于北方、齐文化和中山文化的外来因素。王腾飞以《东周燕墓的再研究》为题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该文首先再次总结了燕墓的特点，认为这可以辨识燕文化边缘区的墓主人群族属。他以三晋墓葬的标尺重新讨论了燕铜器墓的年代问题。论文还对燕文化墓葬的分类、燕墓随葬器物反映的府谷问题做了一些讨论。成璟瑭等人对郑家洼子类型进行分析。他们认为郑家洼子类型的墓葬多为竖穴土坑墓，有无葬具可能是等级差异；随葬器物中有较发达的车马器和短茎铜剑，但陶器相对欠发达。由于既往对郑家洼子类型的归属有双房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等多种不同的认识，成璟瑭等认为应单独划为一支考古学文化。对于该遗存的年代，成璟瑭认为其形成于春秋晚期，延续到战国中期前后（《文物》第8期）。井中伟、任平对汉书二期文化的时空框架和葬俗进行了讨论（《边疆考古研究》第6辑）。他们认为汉书二期文化分为南北两个群组，北组以齐齐哈尔为中心，南边以大安、肇源为中心。这种文化的葬俗洞室墓是自西向东随人群迁移而传播的结果。李新全对“双房文化”的定名和内涵进行了辨析（《边疆考古研究》第5辑）。他不赞成将双房M6为代表的遗存称为双房遗存、双房文化，认为“双房文化”至少包含了两种考古学文化因素的混合体，年代不同，分布区域也有差异，应该视为是叠唇筒形罐、长颈鼓腹壶为组合的考古学文化（伙家窝堡文化）和以敛口弦纹壶、东北系铜剑、滑石斧范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二道河子文化）之间的过渡阶段遗存，所以不能称为“双房文化”。成璟瑭、徐韶钢对双房遗址也做了分析（《边疆考古研究》第6辑）。他们认为双房遗址具有复杂的多种文化因素，属于“伙家窝堡-双房”类型，来源于浑太水系的马城子文化南下的遗存，似乎仅可理解为“壶罐组合”的文化遗存。石棚墓、石棺墓遗存只能是双房文化发展的结果。林森、吕斌、冯楠等对东辽河流域青铜时代的猎头习俗进行了梳理（《边疆考古研究》第6辑）。他们认为东辽河流域类似梨树长山M、后太平M7等单位，可能与猎头习俗有关。城市考古研究刘亦方撰文对郑州自商代至近代的城垣变化、水系情况进行了梳理（《古代文明·第13卷》），讨论了城垣变化与相关水系的相互影响关系和发展过程。她认为郑州城址周边的水系变化对城址形态影响较大，商城外郭城的修建和形态与防止城址外围的洪水威胁、湖泊潮湿有关，而汉代以后郑州的规模明显缩小，等级下降。张立东对濮阳卫城郭门进行了讨论。他根据文献的记载，推测濮阳卫城当有十门，东西各三，南北各二，十门之制应该是《考工记》十二门王城的变体（《华夏考古》第4期）。胡进驻撰文对两周王室和列国都城的宗庙区的建置问题进行了讨论（《文物春秋》第期）。他认为，周王室继承商王室的五庙成组及宗庙不毁制度，即以太祖庙室居中于南，依次往北布局二昭庙室于西，二穆庙室于东，然后以都宫墙垣将此五庙围护在一起，成为一个大的宗庙建筑群组合。西周金文中的“京宫”与“康宫”即此类大的宗庙建筑群组合。第六代去世的先王之子则另起一大的宗庙建筑群组合，并以其父庙为此大组合的“太祖”。如京宫内满五后，周昭王另起“康宫”。每位周王先祖均独立拥有一组宗庙建筑组合，即最南面有较为开敞的“庙”，可呼为前殿；居中是“大室”所在的中殿，为较为常规礼仪活动的举行地；最北面或曰最后面是后殿，可呼为“后寝”。同时期的姬姓诸侯国宗庙仿效周王室，故基本类同。周桓王可能仍保持原来西周王朝东都的京宫、康宫及幽王新建的宗庙群不动，新建平王之庙，布于幽王新建宗庙群内和幽王庙相对的穆位。部分身份特殊的女性贵族独享庙室，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礼仪状况。该文的讨论对两周庙制、建筑布局都有新的挑战，值得重视。王炜、孙科科撰文分析了共城遗址（《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4期）。他们认为，共城城墙应是先修筑了外侧的夯土城墙，相隔一段时间之后再修筑内侧的夯土城墙，并用填土将两道城墙连为一体。城墙的独特结构可能是基于筑城效率、*事防御和洪水预防等多方面考虑的创造性发明，在我国古代筑城史中是至今所见最早的一例。南城墙中还发现了坑道遗迹，应是《墨子·备城门》中记载的“轒輼”之类攻城方法留下的遗迹，为研究战国时期激烈的城市攻防战提供了难得的实例，此类遗迹在东周时期还是首次发现。艾虹撰文对燕国城市的城防建设进行了总结（《华夏考古》第6期），认为燕国城市选址注重依托天险，充分利用城垣、壕沟等防御设施，并且在边地形成以长城为核心的联防体系。张超华也对燕下都的城防和*事设施进行了讨论（《文物春秋》第5期）。认为燕下都的*事防御，呈现出人工、自然等多种防御方式并存的特征，实际效果突出。孙华撰文对战国时期的成都城进行了综合分析，对其水系、城址位置、范围和相关聚落点的分布、墓地分布情况进行了串联分析（《古代文明·第13卷》）。他认为，蜀国最后一个都城也就是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的成都，在今天成都旧城的西南部，以今西郊河为西界，东不过成都南大街的范围。秦灭蜀之后的成都城是大小并列的双城，是在开明氏成都基础上的修建。开明王朝的成都在今金沙遗址东南，被大河横贯，王室宫室与王室墓地一起位于城北部，祭祀区则在城南。青铜器研究青铜器研究仍然是三代考古的热点问题，年不同方向的青铜器研究成果斐然。由李伯谦、刘绪主编的《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于本年度上市见书，该书共0卷，收录铜器5余件，按省(区、市)编排。既是对中国近百年出土青铜器一次科学普查及精美艺术品筛选，对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元素与文化特征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中外研究与收藏青铜器可供参考的重要学术成果。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出版了《山右吉金——山西商周青铜器纵览》（故宫出版社）。该书收录山西出土的先秦时期的青铜器，以及和青铜器相关的陶模陶范的线绘图，一些重要器物（遗物）配图版备参，另辟有专章对拣选、收购和公私藏品的传世晋文化青铜器进行概述。袁艳玲出版专著《楚系青铜礼器的生产与流通》（科学出版社）。该书在其博士论文和社科基金结项文本的基础上形成，对楚系青铜器的研究范围、发展脉络和典型器物的形式、组合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对楚系青铜礼器的等级、铸造工艺和流通问题进行了讨论。黎婉欣（CelineY.Y.Lai）出版专著讨论晚商时期商王朝和西周早期与南方地区的联系（BARpublishing，Oxford）。该书从礼器、大铙、兵器三个角度探讨晚商中央王朝与南方地区的相似性和差异。广濑薰雄与近藤晴香翻译的林巳奈夫的《殷周青铜器纵览·第二卷》在本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该卷主要内容为殷周铜器的纹饰研究。王海城翻译了贝格立的名著《罗樾与中国青铜器研究——艺术史中的风格与分类》（浙江大学出版社）。张懋镕汇总了之前三年的18篇论文，出版了《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六辑》（科学出版社）。张懋镕主编的《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在本年度再出版五卷（科学出版社），分别为孙妙华的《青铜瓿卷》、张婷、刘斌的《青铜盘卷》、裴书研的《青铜壶卷》、李树浪的《应国青铜器卷》和王帅的《西周金文字体卷》。本年度《中国音乐考古丛书》出版一系列著作（人民音乐出版社），涉及三代时期的有陈艳的《春秋许公墓青铜编钟研究》、隋郁的《两周越地青铜钟研究》、马国伟的《先秦吴越音乐研究》、朱国伟的《周汉音乐转型实证解析》四部著作。陈书对叶县许公墓的编钟、编鎛分述后，对其音列、音梁和组合进行了分析。隋书对两周时期越地的甬钟、纽钟、句鑃、镈钟、铙进行了形态标准差的分析，并对其音乐性能进行了讨论，并总结了这些乐器的地区性特点。马书对先秦时期吴越地区的乐器进行讨论，区分出中原系统乐器（甬钟、纽钟、鎛、编磬）、越式系统乐器（大铙、句鑃、圆钟）两个系统，对吴越音乐和中原音乐文化的互动关系、吴越音乐对周边地区的影响和在汉代的传承进行了讨论。朱书对周代到汉代的乐制、乐器组合、形态，丝竹乐的演变和兴起关系进行了讨论，并对周汉乐律的承变进行了分析。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香港承真楼合作，以年在香港举办的“商周青铜器暨铸造工艺研究研讨会”的发言为基础，出版了论文集《商周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科学出版社）。文集收录论文13篇，涉及晚商、西周和春秋汉淮及长江中游地区青铜器铸造技术、铜器铸造与社会生产和工艺需求、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传播与分布等问题。刘树满的博士学位论文则整理了*河中下游地区西周时期的诸侯国青铜容器（陕西师范大学）。他发现诸侯国青铜器的发展演变与王畿地区有同有异，但差异并不占主要地位。各国皆有一些特殊的器型或纹饰。铜器的组合、种类和演变，在诸侯国与王畿地区是基本同步的，虽有不同的文化因素出现，但中原的传统文化因素始终占主导。刘亚楠则以商周时期北方地区的中原系青铜礼器为研究对象撰写了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她将北方地区分为晋陕高原、燕山地区、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南部地区四个区域，在这四个区域内从商代前期开始至战国时期，中原系青铜器有四个阶段出现。这些中原系铜器比较集中出现高等级贵族的墓葬中，器类变化与中原地区商周酒器、食器的重心转换相应。作者认为这些器物大多来自于中原地区贵族的馈赠，但未出现与中原相同的礼制。毕经纬对商周青铜器发展过程中的几次中期质变现象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商代青铜的质变发生在商代中期，西周青铜器的质变发生在西周穆王后期，春秋时期青铜器的质变发生在春秋中期（约公元前60年前后），战国时期的青铜器质变发生在战国中期偏晚，大约在公元前年前后。他认为中期质变有*治、社会、意识和技术的影响（《考古》第9期）。王祁对商周铜尊卣配对组合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西周铜尊卣的配组有一尊一卣和一尊二卣两种组合模式，后者往往等级较高（《考古》第3期）。汤毓赟对殷墟墓葬青铜容器的来源“构成”问题进行了讨论，她认为“构成”是相对于“组合”的概念，侧重于艺术史所谓之“风格”相近的器物组合、配置。她对几座保存相对完整的墓葬进行了典型墓例分析，认为殷墟墓葬的青铜器有单一来源和多来源两种（《考古》第5期）。朱东华、王建国讨论了寿县苍陵城的商代青铜器，认为这批青铜兵器和乐器年代集中在殷墟二期晚段至三期，是中下等贵族墓葬的随葬品（《东南文化》第1期）。杨博撰文对苏埠屯贵族墓葬的铜礼器器用问题进行了分析（《青铜器与金文·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他认为苏埠屯的器用特点与殷墟或殷遗民接近，而墓地中酒器、食器分置，可以作为判断殷墓族属的一个标志。张晓莉则在导师指导下对西周早期的燕国青铜器做了整理综述（河北大学）。杜博瑞对赵国墓葬的随葬青铜器所反映的礼制问题进行了讨论（《文博》第4期）。作者将赵国墓葬自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分为三期七段，认为春秋晚期开始，鼎、豆、壶的组合形式取代了鼎、簋的组合形式，是鼎簋制度的新延续，这种变革持续到战国中期晚段。战国晚期开始，开始即出现崩塌。使用青铜礼容器随葬的墓葬中，中小贵族在战国中晚期中段开始迅速扩大。表明东周赵国在战国时期存在礼制缺失与权力意识更迭的现象。翟胜利对海岱地区的高柄深腹有盖豆进行了整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7期）。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盖豆应该是商周时期簋、敦类盛食器逐渐小型化、高足化的产物。他认为，在豆形器传统较发达的海岱地区，簋足逐渐增高后，出现了介于簋、豆之间的夷式豆形簋，春秋战国时期的豆形簋与盖豆的形态、功能均十分接近。簋、豆、锜、登、敦等诸多铜器自名反映了簋、敦、豆等几种食器类型之间发展演变、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路国权对原仲簠和几件陈侯器的绝对年代进行了再探讨，认为这批器物集中在公元前年前后，以此提出春秋时期青铜器“新风格、新特点”的出现年代也在此时（《考古》第4期）。马立志对周代的寻氏铜器进行了综合分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7期）。他认为，山东临朐出土的寻仲盘、匜和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寻伯匜，时代不晚于春秋早期。“寻”和“谭”字可以通假。铭文中的“寻”指的是文献中记载的周代谭国。谭国春秋早期偏晚时被齐桓公伐灭，据齐器鲍子镈铭文记载，（谭）地曾赐给鲍叔作为采邑。寻（谭）公遂戈、簟（谭）公戈分别是春秋中、晚期器，寻公、簟公是谭邑大夫之称谓。郎剑锋等人对齐文化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句鑃进行了介绍。该馆目前收藏的句鑃共计34件，作者认为这些句鑃与之前发掘所获的句鑃可能是受吴越文化影响，主要用于祭祀（《文物》第10期）。孔丽静的硕士学位论文整理分析了蔡国有铭铜器（河南师范大学）。孙卓以曾侯乙墓为基础讨论了楚系高等级贵族墓中青铜容礼器的分组问题。他认为楚系高等级贵族墓葬多存在两套器物组合，一套延续传统的周制度，一套则是春秋中期以后形成的新器用制度。这种多套组合的现象在春秋中期出现，在春秋战国之际开始在楚系青铜器群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定型（《考古》第8期）。张昌平介绍了中国青铜器在港台和海外的收藏、著录与研究情况（《南方文物》第4期）。田率撰文介绍了中国国家博物馆旧藏的西周青铜器（《青铜器与金文·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纠正了部分器物的信息错讹。凤仪诚则撰文介绍分析了法国赛努奇博物馆所藏的虢叔甬钟（《青铜器与金文·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他认为该钟为春秋时期铜甬钟，与分水岭M69甬钟接近，与藤井有邻馆、比利时王家藏、吉林大学博物馆藏钟或为同一来源。而铜钟铭文为伪造，大部分抄自“叔尸鎛”。王林的硕士学位论文整理了安徽出土的先秦铜生产工具（安徽大学）。论文对安徽青铜生产工具的类别、数量、地域、埋藏环境和组合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张潇静以北方地区的西周甬钟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内容（山西大学）。论文重述了西周编钟由三枚到八枚的编组过程，认为西周甬钟以墓葬和窖藏为最主要的埋藏方式，甬钟的使用和埋藏有一定规律，但与文献记载的乐制有差别。李志强的硕士学位论文对商周时期的折肩高弧裆铜鬲进行了梳理（辽宁师范大学）。他认为此类器物出现于西周晚期，流行于春秋早中期的汉淮地区，以曾、*、邾、滕、莒、纪、群舒等国族的分布区最为常见。但不同形制的高弧裆折肩鬲有不同的流行地区。近年来，关于爵、瓒等器物的定名问题，有较多的讨论。本年度孙机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传统认为的三足爵、瓒形爵、雀形爵都可被认为是爵，甚至爵还是酒器的通称（《文物》第5期）。谭银萍、崔钧平对西周时期的柳叶形短剑进行了整理（《文博》第6期）。他们认为此类剑自西周早期从竹园沟M8：13一类的剑开始，自陕西开始向北方各地演变传播。早中期此类剑以击刺为主，到西周晚期出现剑格，劈砍等功能逐渐凸显。而杨勇伟对横水墓地发现的青铜短剑进行了介绍（《文物世界》第1期）。年国家博物馆入藏一件青铜鎣，成为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