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国安：官员问责缺乏制度衔接
在贵州省瓮安县的“6·28”群体性事件中被撤消职务的原县委书记王勤已悄然复出，调任黔南州财*局副局长。此事被媒体意外披露后，引起舆论批评，被指蔑视民意。（3月25日《黑龙江晨报》）王勤复出引起公众如此的关注和不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贵州方面说，安排王勤履新，是完全符合目前官员干部管理有关规定的。当时的处分决定虽然撤销了王勤黔南州第九届州委委员、瓮安县县委书记等职务，职级也由正县级降为副县级，但他依然是个副县级干部。如果不安排他的工作，就会变成只拿钱不干事。因此，黔南州安排王勤一个副县级的岗位，一般地说，黔南州财*局副局长应该是个副县级岗位。必须看到，这与《中国共产*纪律处分条例》中的相关规定是一致的。该《条例》规定:“*员受到撤销*内职务处分，两年内不得在*内担任和向*外组织推荐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或者高于其原任职务的职务。” 公众对此事的评价，有一种观点是可取的，这就是，瓮安原县委书记复出欠公众一个交代。是什么理由决定复出的，其信息也应该及时告诉大众。但是，这只能靠黔南州*委决定，靠官员的觉悟。因为现行干部管理的规定上，并无这样的要求。 回过头来看，最近几年，每当有问责的官员复出，都会有媒体发出不满。既然这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可见不是某个具体部门的做法有问题，而是我们的制度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在问责制初步建立之后，缺乏配套制度的衔接，问责的结尾与问责的开头跟不上了。 2005年通过的《公务员法》对引咎辞职有明确规定。但对这些被问责去职的官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复出、相关程序应该如何履行等关键性和敏感性问题上，《公务员法》却只字未提。《干部任用条例》第六十二条有规定，引咎辞职、责令辞职、降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这依然说得很原则，需要具体的实施细则。 因此，应该尽快建立官员复出机制，使官员复出更加制度化、规范化、透明化，对于官员复出的条件、程序有明确的规范，让官员明明白白问责，清清白白复出，推进问责制度的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