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市胜利街（或寸金堤）
图为沙市胜利街（或寸金堤）江汉南路段剖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土质、土色不同的文化层年11月7日摄（另，因工程施工，胜利街此路段的所有青石板已被取走，不知是否已妥善保管）
在沙市胜利街（或寸金堤）江汉北路段挖出的木质建筑构件年11月7日摄
往期链接唐、五代至北宋江陵长江堤防考（上）
2.五代江陵城堤防的修筑
唐朝末年，荆襄成为唐*和农民*激烈作战的地区之一，大动乱使江陵破坏惨烈，人口损失极其严重，所谓“江陵城下旧三十万户，至是死者十三四”[26]。更有一种说法是“荆州经巨盗之后，居民才一十七家”[27]。此语可能有夸张，但说明所受破坏的确十分惨重。五代时，高氏以江陵为基地，采取一些招抚流亡的措施“由是兵众渐多”[28]，恢复较快。在五代那种战乱纷争不已的环境中，像荆南这样的小国能够维持一方，与其经济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据明、清人的记载，高氏曾大规模修筑江陵江堤，称寸金堤。这类记载最早见于《大明一统志》(三秦出版社影印本)，是书卷62荆州府·山川“寸金堤”条称：“在府城龙山门外。五代梁将*倪福可所筑。激水捍蜀，谓其坚厚，寸寸如金。”此后，明、清多部志书袭用此说，只是或称“倪福可”，或称“倪可福”(据《通鉴·后梁纪》诸卷，当以“倪可福”为是)。如《十国春秋》(中华书局校点本)卷倪可福传称：“筑寸金堤，激水捍蜀有功”。句下注文引清顺治间孔自来等所著《江陵志余》“云：寸金堤，在西门外，梁将*倪可福所筑。”《天下郡国利病书》（以下简作“利病书”，清道光十一年敷文阁聚珍版重刊本)卷73荆州府·江陵县称：“堤五……寸金，在龙山门外，五代时蜀孟昶将伐高氏，欲作战舰巨筏冲荆南城，梁将*倪福可所筑是堤，激水以捍之。”《读史方舆纪要》(以下简作“方舆纪要”)卷78湖广四·荆州府·江陵县“寸金堤”条则称：“在府城龙山门外。五代时，高氏将倪可福，以捍蜀江激水，谓其坚厚，寸寸如金因名。”《嘉庆重修一统志》雍正《湖广通志》等均亦采此说[29]。
笔者以为，倪可福筑寸金堤一说未必可信。主要理由有三：第一，五代及北宋的资料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以《资治通鉴》为例，是书对于南平国主高季昌(后改名季兴）及倪可福在江陵期间的较重要战事和较大规模的土木工程，都一一备载，如记高季兴遣倪可福攻朗州，败李洪，修江陵城外郭等等[30]。如果说倪可福修筑寸金堤以阻挡蜀*进攻一事确有无误的话，对于这样一件并非微不足道的事情，《通鉴》是没有理由不着一字的。第二，南宋的两部著名地理志《舆地纪胜》和《方舆胜览》都记载了江陵寸金堤，但都没有提到倪可福[31]。第三，从上引诸书文字的衍变来看，倪氏筑寸金堤抵御蜀兵一说也是值得怀疑的。最早记载此事的《大明一统志》卷62荆州府·山川“寸金堤”条，称倪氏筑堤“激水捍蜀”，此所谓“蜀”指五代十国之一的蜀*权；《利病书》卷73荆州府·江陵县“寸金堤”条亦以蜀为蜀国。而在前引《方舆纪要》中，“蜀”被明确说成是“蜀江”，称：“倪可福筑(寸金堤)，以捍蜀江激水”成书时间仅次于《大明一统志》而早于《利病书》《方舆纪要》诸书的《嘉靖湖广图经志书》(以下简作“湖广图经”)，在卷6荆州府·山川中亦收有“寸金堤”条，其文曰：“在龙山门外，五代时蜀孟昶将伐高氏，欲作战舰巨筏，□□□□□”云云。《湖广图经》国内已失传，北京图书馆通过国际交换方式在日本找到后才得以制成胶卷并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出版[32]，其版本不精，书中脱漏舛误、不可句读处甚多，上引“巨筏”下5字即模糊不可辨认。5字位于当页末尾，下页起始续作“东南十里多莲，地卑，雨骤水涨，因名，溉田甚广”，句意与上文不衔接；“溉田甚广”下紧接“曹屯湖”条，是传说中曹操屯兵之处，其地望，据《方舆纪要》卷78、《嘉庆一统志》卷等，在石首县西(偏南)约40里[33]。江陵县“寸金堤”与石首县“曹屯湖”相距甚远，二条之间显然有脱文甚至脱页，这使得今人考订寸金堤与倪可福的关系少一重要旁证。不过，根据此后诸书的类似记载，可以推测《湖广图经》的大致内容。如，上引《利病书》“蜀孟昶将伐高氏，欲作战舰巨筏，冲荆南城，梁将*倪福可筑是堤，激水以捍之”，“巨筏”前的文字与《湖广图经》完全相同，很有可能本自《湖广图经》据此，《湖广图经》中所“捍”之“蜀”也是指的蜀*权。上引诸书中，除了“激水捍蜀”的文字不同以外，对于倪氏修筑寸金堤时间的记载也不一样，《十国春秋》称事在倪可福率兵力拒朗州雷彦恭后不久，据《通鉴》卷后梁纪一，是役发生在梁太祖开平元年(年)；而《湖广图经》和《利病书》皆将修堤事系于后蜀孟昶(-年在位)之际，前后相距数十年之久。综上所述，从对“蜀”之涵义所作的不同理解，到对倪氏筑堤时间的说法各异，似都反映出倪可福修寸金堤一事并无确切依据，很可能只是传说而已，不足为信。
高氏*权的确在江陵修筑过堤防，荆南国能够富盛一方，与堤防的修筑有直接关系。这方面的举措，最有代表性的是沿汉水修筑了长达多里汉水堤，人称“高氏堤”。《方舆纪要》卷77湖广三·安陆府·潜江县“高氏堤”条称：“县西北五里。五代时高氏所筑。起自荆门州绿麻山，至县南沱埠渊，延亘一百三十里，以障襄汉二水”。《利病书》卷73水利·潜江县“高氏堤”条略同。但是，高氏是否修筑过长江堤防，目前还看不到这方面的直接记载。《舆地纪胜》卷64荆湖北路·江陵府(上)·景物(上)“北海”条云，高季兴孙保融曾于周世宗显德二年(年)“自西山分江流，方五七里，筑堤而居，谓之北海”。“北海”之堤可视为江堤的一部分，但与倪可福没有关系。
3.北宋时的江陵江堤
北宋时期，在十国之一荆南的基础上，江陵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
仍以人口为例，根据《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和《宋史地理四》，太平兴国(-年)、元丰(-年)和崇宁(1-年)间，江陵府户数分别为67，和[34]。诚如很多学者早已指出的那样，宋代的户口统计数字很不可靠，特别是口的统计，平均1户仅有2口左右，显然有问题。考虑到这一点，笔者略去了各个时期口的统计数字，而是按照当时一般的家庭规模1户5口的标准，将户数的5倍作为口数。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在籍户数，或是以5口计算家庭规模的口数，都不可能是准确的，只能大体用作定性分析的基础。据此，北宋太平兴国、元丰和崇宁年间江陵的口数分别为，，，比唐代人口高出许多。即使是北宋初期的太平兴国年间，江陵的户数也在唐朝鼎盛的天宝(-年)间荆州户之上。[35]
人口的增长必然带来对土地需求的增长，带来以堤防为重要内容的水利兴修的增长。
北宋时江陵堤防修筑的情况如何，迄今未见具体资料。但从南宋张孝祥的《金堤记》中[36]，可作一些推论。兹将《金堤记》主要内容转引如下:
蜀之水既出峡，奔放横溃，荆州为城，当水之冲。有堤起于万寿山之麓，环城西南，谓之金堤。岁调夫增筑，夏潦方淫，府选才吏，分护堤上。
乾道四年，自二月雨，至于五月，水溢数丈，既坏吾堤，又啮吾城……秋八月，某自长沙来，以冬十月鸠材庀工作新堤，凡役五千人，四十日而毕。已决之堤，汇为深渊，不可复筑。别起七泽门之址，度两阿之间，转而西之，接于旧堤，穹崇坚好，悉倍于旧。
既成，某进府之耋老，问堤之所以坏。曰：“异时岁修堤，则太守临之，庳者益之，穴者塞之，岁有增而无损也，堤是以能久。今不然矣，二月，下县之夫集，则有职于是者率私其人以充它役，或取其庸而纵之；畚锸所及，并宿草与土而去之耳。视堤既平，则告毕工，于是堤日以削，而卒致于也。”
从上引这段文字，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张孝祥之前，江陵已有御江护城的堤防，“起于万寿山之麓，环城西南，谓之‘金堤’。”2，张孝祥修堤并非如《宋史》等书所说是江陵金堤之始[37]，而是对旧堤的修复。只是对于旧堤中决坏“为深渊，不可复筑”的堤段，选新址另筑，与旧堤剩余部分相接。3，旧金堤至迟在某“老”记事之前已有，亦即乾道四年(年)之前六七十年即已存在，换言之，旧金堤至迟在北宋后期已有。4，北宋后期已对这段堤防连年培修，由郡守负责其事，可见当时的江陵城与堤防的关系已十分密切，堤防的维修得到高度重视。
二唐至北宋时的沙市江堤
沙市位于江陵城东南10余里，无论是地域或*治、经济关系上都与江陵城连为一体，故在此一并讨论沙市在唐时全称为沙头市，常简作沙市或沙头，如元稹有“吠声沙市犬”的诗句[38]，杜甫则称“飞急到沙头”[39]；北宋在此设立税务，故又称“沙市务”[40]。沙市始于何时不详，中唐以后已从江陵城外的一个江津渡口发展成为商业交通繁盛的大型集市，并筑有相应的沿江堤防。
沙市长江堤防的起始，传统的看法是在北宋熙宁(-年)间郑獬任知府时，依据是《宋史》卷7河渠志(七)“荆襄诸水”条，原文作：“(庆元)三年，臣僚言：江陵府去城十余里，有沙市镇，据水陆之冲。熙宁中，郑獬作守，始筑长堤捍水。…’"《方舆纪要》及今人所修《长江水利史》等均采此说[41]。
实际上，郑獬所修长堤并非“始筑”。程鹏举《古代荆江北岸堤防考辨》一文曾对此进行过考证，提出：“中唐时期已有沙市堤防”，其主要论据是前引王建的《江陵即事》诗“瘴云梅雨不成泥，十里津头压大堤。蜀女下沙迎水客，巴童傍驿卖山鸡。”程文指出，中唐时的沙市是“进出三峡船只几乎必停的重要码头”，商旅在此泊船，小贩叫卖于驿馆旁，是“这一类水陆码头所在市镇的常见景象”；南宋陆游《入蜀记》中关于“沙市堤上居者，大抵皆蜀人”的记载，“恰与王诗中的蜀女’、‘巴童’相合”；同时，沙市堤防的存在，也“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是相适应的”，因而“沙市堤在唐前期逐渐形成是比较自然的”，认为王建诗描述的即是沙市的情形。笔者基本同意程鹏举的说法，其考辨内容此略，详参其文[42]。根据王建的诗，中唐时的沙市江堤已有相当的规模。
与程鹏举不同，有的学者在讨论沙市堤防时，依据刘禹锡的《堤上行》(三首)诗，来说明中唐已有沙市堤防，且规模可观[43]。其诗之一称：“酒旗相望大堤头，堤下连樯堤上楼。日暮行人争渡急，浆声鸦轧满中流。”之三曰：“春堤缭绕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开。日晚上楼(一作“出帘”)招估客，轲峨大艑落帆来。”[44]但是，今人如卞孝萱等有关刘禹锡诗文的若干研究都认为《堤上行》写于夔州(治今四川奉节县东)[45]。因此，有关唐代沙市江堤的情形尚无多少资料说明。
五代之沙市江堤无载。
北宋时，沙市获得显著的发展，其商业贸易额甚至超过了江陵城，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六之一三“商税税额”记载熙宁十年(年)沙市务的年商税额为“九千八百一贯六十五文”居江陵府属22个榷货场务之首，它标志着沙市已成为江陵府的经济中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郑獬“筑长堤捍水”。沙市江堤既号“长堤”，可以想见，其规模当比唐代有进一步发展。但是，由于受当时修堤水平的限制，加上沙市“地本沙渚，当蜀江下流每遇涨潦奔冲，沙水相荡，摧圮动辄数十丈”[46]，郑獬所筑江堤大约没有维持多久便遭江水毁坏，所以至南宋宁宗庆元三年(年)又有重修之议。这似乎也意味着北宋时沙市与江陵类似，荆江水患的问题已比较显著，今日的荆江大堤以江陵、沙市为重要险段，其历史的依据。至迟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
总的来看，唐、五代、北宋时期江陵、沙市长江堤防的修建，既是当地人口增长、农业进步、城镇繁荣的产物，反过来又保护了社会经济开发的成果，并为开发的进一步扩展提供了条件。（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系邮编:)
[1]如，《元和郡县志》(中华书局校点本卷27沔州汉阳县“鲁山”条称：“其山前枕蜀江，北带汉水”；孙光宪《北梦琐言》（上海古籍校点本)云：“湘水北流至岳阳，达蜀江”;《太平寰宇记》（丛书集成初编本)卷荆州枝江县称“蜀江，在县南九里《宋史》（中华书局校点本)卷79《河渠志七》引庆元三年(年)臣僚语称：“沙市镇，……当蜀江下流”。陆游《入蜀记》（四部丛刊初编《渭南文集》本)卷5亦称其在枝江县境“与儿辈登堤观蜀江”。
[2](清)陶澍《蜀游日记》(光绪七年刊本)卷四。
[3](清)*彭年《两湖水利考》引胡在恪《议》转引自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浙江人民出版社，年6月版)第四册。
[4]《舆地纪胜》（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道光二十九年惧盈斋本)卷64荆湖北路·江陵府(上)·景物(上)“金堤”条。
[5](清)倪文蔚主编《荆州万城堤志》(光绪二十一年本衙藏版)。
[6]转引自本书编写组《江陵堤防志》(1年11月，内部发行)
[7]参见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治部宣传处《长江水利发展史》(1年3月，稿本)，本书编写组《江陵堤防志》(1年11月，内部发行本)，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年台北出版)第四卷山剑滇黔区”，钟小珍《江汉平原防洪的重要屏障—荆江大堤》(载中国江河水利志研究会专刊编辑部《水利史志专刊》，年2期)，程鹏举《古代荆江北岸堤防考辨》(载《历史地理》第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年出版)等。又，石泉师《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年10月版)曾提出有关六朝以前江陵城位置的新解说，认为至齐梁止江陵城并非如流行说法所云在今湖北江陵县，而是在汉水中游以西、蛮河下游今湖北宜城市南境。石师的新解考订严密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因其所讨论的时限不在本文范围之内，加上篇幅的限制，本文于此从略。为了讨论的方便，本文有关六朝以前江陵之地望，仍从旧说。
[8]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篇二八“荆襄驿道与大堤艳曲”之四“途程地貌与大堤艳曲”，-页。征引资料主要有《周书》卷44《李迁哲传》《梁书》卷22《始兴忠武王詹传》《艺文类聚》卷89引盛弘之《荆州记》等。
[9]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篇二八“荆襄驿道与大堤艳曲”之四“途程地貌与大堤艳曲”，第-页。征引资料主要有《周书》卷44《李迁哲传》《梁书》卷22《始兴忠武王詹传》《艺文类聚》卷89引盛弘之《荆州记》等。
[10]《全唐诗》(中华书局校点本)卷，王建《江陵即事》。
[11]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篇二九“成都江陵间蜀江水陆道”，第页。
[12]《全唐诗》卷，元稹《泛江玩月十二韵》
[13]《全唐诗》卷，刘禹锡《荆州歌二首》。
[14]《全唐诗》卷，王建《送从侄拟江陵少尹》
[15](清)顾炎武《日知录》(岳麓书社年5月校点本)卷12“水利”。
[16]根据研究，唐宋以前荆江呈漫流状态，统一的荆江河道还没有形成，水位比较低，洪患尚不明显；唐宋间统一河道形成以后，在气候变迁、河曲发育、人类活动加剧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荆江洪水日渐严重。参见林承坤等《荆江河曲的成因与演变》载《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年第1期)，张修桂《云梦泽的演变与下荆江河曲的形成》载《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2期)谭其骧《云梦与云梦泽》载《复旦大学学报》（史地理专辑，年)袁越方《下荆江河曲的形成与演变初探》（《载复旦大学学报》历史地理专辑，年)，周凤琴《荆江堤防与江湖水系变迁》载《长江水利史论文集》，河海大学出版社，年版周凤琴《荆江近年来洪水位变迁的探讨》(载《历史地理》第4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等。
[17]《资治通鉴》(以下简作“通鉴”，中华书局校点本)卷唐纪六十九僖宗乾符五年(年)正月条。
[18]《太平寰宇记》卷荆州。
[19]《宋史》卷88地理志四·荆湖北路“总论”。
[20]《唐会要》(中华书局断句本)卷89“疏凿利人”条。
[21]柳宗元《柳河东集》(原中华书局断句本，上海人民出版社年新1版)卷24，“送从弟谋归江陵序”。
[22]《太平广记》(中华书局年排印本)卷，“韦宙”条。
[23]张孝祥《于湖居士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卷12，“题断堤寺”。
[24]光绪《江陵县志》(光绪三年刻本)卷64寺观志“菩提寺”条。
[25]民国《湖北通志》(民国十年刊本)卷19地志·古迹五“菩提寺”条。
[26]《通鉴》卷唐纪六十九僖宗乾符五年(年)正月条。
[27]《旧五代史》(中华书局校点本)卷17成内传。
[28]《旧五代史》卷高季兴传。
[29]《嘉庆重修一统志》(以下简作“嘉庆一统志”，中华书局“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本)卷荆州府(二)?堤堰“寸金堤”条称：“在江陵县西，龙山门外。高氏将倪可福筑。”雍正《湖广通志》（四库全书本)卷20水利志?江陵县“寸金堤”条称：“在龙门山外，五代时蜀孟昶将伐高氏，欲作战舰巨筏冲荆南城，梁将*倪福可筑是堤，激水以捍之。”
[30]参见《通鉴》卷，卷，卷，卷。
[31]《舆地纪胜》卷64荆湖北路?江陵府(上)“景物(上)“寸金堤"条;《方舆胜览》（上海古籍出版社年12月影印宋本)卷27荆湖北路·江陵府·山川“寸金堤”条。
[32]《嘉靖湖广图经志书》(以下简作“湖广图经”，书目文献出版社年2月影印嘉靖元年刻本)“出版说明”。
[33]《读史方舆纪要》(上海书店缩印本)卷78湖广四·荆州府·石首县“田坪址湖”条附“曹屯湖”;《嘉庆一统志》卷荆州府一·山川“曹屯湖”条。
[34]《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荆州，《元和郡县志》卷六荆湖北路·江陵府，《宋史》卷八八地理(四)·荆湖北路江陵府其中数字为何过于悬殊，待考。
[35]唐代天宝户数参见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年2月版)第页，第四章第三节“唐代各地区人口分布的具体考察”之六“山南道”。唐代荆州与北宋江陵府范围不尽相同，如长林，唐时属荆州，宋时为荆门*(治今湖北荆门)；监利，唐时属复州(治今湖北天门)，宋时归江陵府，因此户数对比只具有相对意义，大体可用于定性分析。
[36]《于湖居士文集》卷14“金堤记”。
[37]《宋史》卷张孝祥传云：“复待制徙知荆南、荆湖北路安抚使筑寸金堤，自是荆州无水患”。人们常据此认为张孝祥修寸金堤为江陵筑堤之始。
[38]《全唐诗》卷，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
[39]《全唐诗》卷，杜甫《舍弟观赴蓝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40]《宋会要辑稿·食货》(中华书局缩印本)二二之二四“盐法”，熙宁十年(年)江陵府解盐额。
[41]《方舆纪要》卷78湖广四·荆州府江陵县“沙市城”条；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治部宣传处编《长江水利发展史》(1年3月稿本)。
[42]程鹏举《古代荆江北岸堤防考辨》载《历史地理》第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年。又，严耕望先生曾指出：唐时自沙头市“北行大堤十五里，至荆州江陵府治所之江陵县城”，即认为唐代沙市至江陵之间已有“北行大堤”。但是，严先生除引《吴船录》(卷下)中“泊沙头，道大堤入城”的记载为证以外，未列出其他资料。仅据南宋人范成大的《吴船录》，似不能说明沙市大堤自唐代已然，当另有所本，故此处暂不取严先生之说。
[43]如梅莉等《两湖平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年版)第页，第六章第二节“吴樯蜀船的沙市”。
[44]《全唐诗》卷，刘禹锡《堤上行》。又《全唐诗》卷“李善夷”名下中也有一首与刘禹锡《堤上行》之一相同的作品，题作《大堤曲》此诗作者究竟是谁，学界看法不一。严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图考》将此诗系于李善夷，并引此诗说明襄阳、宜城一带江堤的发展(参是书第四卷“山剑滇黔区”篇二八“荆襄驿道与大堤艳曲”之四“途程地貌与大堤艳曲”，第页)；卞孝《刘禹锡年谱》等多种论著(详参注42)则以此诗作者为刘禹锡，本文从后说。
[45]卞孝萱等《刘禹锡年谱》(中华书局，年11月版)，吴汝煜《刘禹锡传论》(陕西人民出版社，年1月版)，高志忠《刘禹锡诗文系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年9月版)等。以上论著皆将《堤上行》写作时间系于刘禹锡知夔州任上，理由是《堤上行》之二有“桃叶传情竹枝怨，水流无限月明多”之句，认为竹枝词在夔州甚为流行，刘禹锡在知夔州任上作有《竹枝词》(九首)并“由于得到民歌启发而创作”了《堤上行》(《刘禹锡年谱》第页)笔者以为《堤上行》所描写的不是沙市，但亦非夔州，而很可能是朗州(治今湖南常德)武陵县的沅水堤防。理由是，第一，从竹枝词的流播来看，它在唐代巴蜀甚为流行，但并不限于巴蜀一带；随着巴人的南下，竹枝词在洞庭湖区同样广为传唱，刘禹锡的《洞庭秋月行》即有“荡浆巴童歌竹枝，连樯估客吹羌笛”的诗句(《全唐诗》卷)。仅据“桃叶传情竹枝怨”句来断定该诗作于夔州，恐论据不足。第二，从《堤上行》所描写的景物来看，刘禹锡曾贬朗州(治武陵县今湖南常德市)近十年，任上作有若干咏武陵的诗篇，其中对于县境沅水江堤的描写与《堤上行》如出一辙。例如，前引《堤上行》可见沿江筑大堤，堤下泊商船，渡口多行人；堤上建楼舍，酒家众多，酒旗招展。而在咏武陵的《采菱行》诗中，诗人写道：“蓼花缘岸扣舷归，归来共到市桥步，……家家竹楼连广陌，下有连樯多估客。携觞荐芰夜经过，醉踏大堤相应歌。……”(《全唐诗》卷)描写的是一幅堤下商船，堤上竹楼，醉客夜归，且歌且行，与《堤上行》十分近似的画面，特别是其中“醉踏大堤相应歌”之句，与《堤上行》中“日晚上楼招估客”之句互相呼应，而“家家竹楼连广陌，下有连樯多估客”之句与《堤上行》所谓“堤下连樯堤上楼”，更有着几乎完全相同的意境。另外，从山川地形和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唐代的夔州是否有必要和有能力修建如此规模的江堤也是一个问题。以此观之，刘禹锡的《堤上行》很可能是写的武陵沅水堤防。
[46]《宋史》卷79河渠志(七)“荆襄诸水”条。
寻找合作伙伴
因发展需要我荆州记忆工作室正策划筹建安荆书院
安荆书院一期主要建设项目有：
一、地方文献展示中心
二、荆州口述历史采编基地
三、荆州近现代史研究基地
四、荆州乡土文化教育中心
所以现面向社会寻找合作伙伴或赞助商
合作伙伴或赞助商条件如下：
一、可免费提供三百平米以上办公空间
二、办公空间内通水、电以及具备基本办公条件
三、位置在荆州城区范围内，交通方便
如您有意向合作且满足条件
荆州记忆投稿邮箱：jzmemory
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