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敦煌遗书28件，其中几件具有代表意义。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一五七
年8月，法国人伯希和来京，首先向中国学者和官员出示了他从敦煌藏经洞得到的敦煌遗书，中国学术界这时方才醒悟，在遥远西北边陲发现大批古代写经。10月，清*府学部给陕甘总督发电：“行陕甘总督请饬查验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年底，陕甘总督将一件样卷送达京师学部，作为敦煌藏经洞所出古代写经样卷，这就是《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五十七的来历。通过这件实物，清廷官员才对敦煌藏经洞所出文物的状况和价值有了实际认识。之后，遂有学部敕令，将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全部敦煌遗书解京的举动。
该件为八、九世纪写本。全卷首尾齐全，装帧完整，全卷长.8厘米，卷端存留一段绢质缥带，卷尾装有木质轴头，基本保存了卷轴装佛典的完整形态。本件是敦煌遗书的代表物，是中国*府开始保护敦煌遗书的见证，具有重要的文物意义。国家图书馆收藏。
大智度论卷一
本件卷尾有题记：“大代普泰二年（）岁次壬子乙丑朔廿五日己丑弟子使持节散骑常侍囗/西诸囗…囗东阳王元荣囗…囗/。”大代为北魏别称，年赵万里先生在《中德学志》发表论文《魏宗室东阳王荣与敦煌写经》，据此题记考证东阳王元荣的身世和世系，并据此补正史中北魏史料之阙，他的研究影响深远，使本件在南北朝史和敦煌学史的研究中，备受重视，享有盛名。国家图书馆收藏。
妙法莲华经卷二
本件全长厘米，卷尾有朱笔题记：“西天取经僧继从乾德六年（）二月日科记。”乾德六年十一月，改元开宝。北宋初期，一批中原僧人有感新译佛教经典减少，遂有意再启往西天取经的行动，继从正是其中的一位。乾德六年，他走到敦煌，在当地读诵了这件《妙法莲华经》卷二，并在卷末写下了自己读诵科记的题记。10年之后，太平兴国三年（），继从回到京师汴梁，住在开宝寺。当年西天取经僧的事迹，被文献记录下来。南宋时期，僧人志盘将这件事编写到《佛祖统纪》中。该书卷第四十三记载：太平兴国三年三月，“开宝寺沙门继从等自西天还，献梵经，佛舍利塔，菩提树叶”等，得到朝廷“赐紫方袍”。本件《法华经》正是这件历史事件的见证。国家图书馆收藏。
维摩诘所说经义记（残卷）
本件为唐代僧人所著《维摩诘所说经》释义，古已佚失，历代大藏经失收。而本件行书，虽出无名僧人之手，却绝不逊色于书法名家之作。近人许承尧在卷尾题写一道转让本经的跋语：“唐人行书论疏残卷。考唐人写经行草书极少，此沙门传写本，非经生所为，最为可贵也。上十二卷，本余所藏，以力不能有，归之吾友郑君笏丞。郑君雅尚冲澹，竺于嗜古。物得其所，与在吾斋何异。割爱题记，郑君其永宝诸。承尧十一年一月。”下有正方形阳文朱印“许承尧印”。卷首又有“歙许芚父游陇所得”长方形朱印。
许承尧（—），名芚，字际唐，号疑庵，晚号婆娑翰林，安徽歙县人，光绪三十年（）进士。清末民国初期，曾任甘凉道尹、兰州道尹、甘肃省府秘书长、省*务厅长等职。年辞官回乡，以著述终老，著有《歙县志》、《歙故》、《歙事闲谭》等。许承尧生平喜爱收藏古物，又在甘肃为官多年，经手敦煌遗书较多，且多精品。本件在书法、文献两方面具有重要价值。青岛市博物馆收藏。
收入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佛教典籍虽然仅有10件，却依然带来耀眼亮点。
比如国家图书馆申报的宋宝祐三年（）江陵府先锋隘李安桧刻《大方广佛华严经》，目前存世者仅此一件。又比如，曾经项元汴、袁克文收藏的宋刻本《北山录》十卷（存七卷）、元代至正年间刻本《昙芳和尚五会录》，分别是日本《大正藏》和《万续藏》底本，数据价值、文物价值俱高。
本次佛教典籍最重要的发现，是河北大学图书馆申报的“赵城金藏”本“黍”字号《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本件为唐代著名高僧窥基撰。原件应有20版，目前存第1版至第7版，长厘米。
本经年由范成和尚在山西广胜寺“赵城金藏”中发现。夏秋之后，范成和尚与徐森玉先生共选部分罕见经疏目录等，借到上海和北平两地影印，以《宋藏遗珍》为名出版。年，范成和尚给太虚法师信中称“先印成《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一卷，奉陈法座持诵”云云，是本件在年后，曾经影印成仿真本传世。著名学者蒋维乔曾写道：“运沪之《赵城藏》一百三十八卷，于（年）三月二十一日，由范成护送北平，交三时学会，一并运还广胜寺。”这条记录说明，年，该批借出文物应该已经如数奉还，送回广胜寺。而本件《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大约从这时起，下落不明。20世纪80年代，任继愈先生主持编辑《中华大藏经》，曾遍寻本经原件未得，不得已只好用年仿真本为底本印入。
今在河北大学图书馆发现本卷，虽然已经残缺，亦值得欣慰，毕竟文物原件尚存天壤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