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入蜀文人记录了当时人对巴蜀各地的观感和看法。这些记录除了着眼于巴蜀*治、经济、*事、地理等内容外，主要侧重于人文地理和文学地理。
宋代入蜀文人的文学书写往往承载着汉文明意识，描写了地方景观，堪称是对地方的发现或再发现。这些入蜀文人笔下的巴蜀还是属于文学的、艺术的、认知的，有时还注意到现实的巴蜀和历史的巴蜀之共存，表现或创造出某些新的价值和意义。可以说，汉文明意识、汉文学意识与地方经验、地理修辞交织起来，使得这类诗文的内涵更为丰富。但这还不足以概括入蜀文人的文学书写。本文还将在两宋的长时间跨度里探讨入蜀文人文学书写特征的变化，以便呈现出一个更具体的巴蜀，同时也提供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和解释。
一、文官*治与宋代入蜀文人的巴蜀观感
宋朝推行文官*治。宋朝文官*治的重要目的就是任用科举入仕的士人（特别是孤寒之士），从而在*治上彻底改变门第势力或割据势力左右*局的局面。这并不意味着士人因此就能与皇帝共享权力，而实行仁义之治的皇室是为稳固统治作出的让步举措，因为士人往往并无显赫家世或*事力量，主要拥有的就是文化资本，而将这些文化资本用来谋生和投身*治的主要途径就是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天子门生”。当然，宋朝意识到文官理*的优点。宋朝对待文人士大夫，特别是对待那些京官以后的官员也相对优渥。尽管宋代也存在为世族和宦族准备的恩荫制度，科举需要的时间、金钱等条件也有利于富人，血亲、姻亲和其他因素也可能影响一个人的前程，即便科举入仕的那些底层官员俸禄不高、生活清苦，改官也难，且宋人对取士方法等问题也存在很多争论，但糊名考校等逐渐发展起来的考试方法本身似乎很少招来否定或抗议，这和宋人理解的科举公正性有很大关系。另外，广开科举之门带来了士人*治地位的提高，增加了可选的机会和相比于恩荫更快的升迁速度，特别是在那个向上流动的途径有限，而进士本身的吸引力足以超过或抵消其名额限制带来的消极影响的社会里，这些似乎相当重要。正如《燕翼诒谋录》卷一所载，宋人发现，唐代进士人数甚少，这导致一些不能及第的人起事作乱，而宋朝广开科举之门，保证了更多人有可能为朝廷所用而不是自弃于盗贼奸宄。文人士大夫认同的也许是象征化的皇权，但这种象征化的皇权也容许他们有所作为。巴蜀也一样：除了宋初一段时间因*局混乱而大量采用武官任职外，其他时段任职巴蜀者多为科举出身的文官。宋代文官无论是思想意识还是文字书写一般都以皇帝和朝廷为中心并开始注重绝对忠诚，他们往往也认同文官*治和正在复兴的儒家思想文化，尽管在具体*治措施和具体学术思想路径等方面不乏分歧和论争。
文官*治当然也对巴蜀地方*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本文并不试图探讨这一问题，而是意在考察文官*治背景下入蜀文人士大夫的文学创作状况。宋初巴蜀*治固然不能归结为文官*治，但这一趋势变得相当明显，以至于本文论述的多数文人士大夫的入蜀创作都可因此得到背景式的理解。当然，文官*治这一背景本身未必能直接解释文人的入蜀创作，但后者却的确可从与宋代文官*治相关联，却并不源于宋代文官*治的更早出现的文化、文明意蕴中得到一些解释（详后）；文人入蜀并不都是为了做官，但在文官*治吸收了大量文人的宋代以仕宦之外原因入蜀的文人似不多，即便存在仕宦之外的原因（如游历、避难），某些家庭、家族中人或其他文人士大夫入蜀宦游经历的参照作用也不应忽视。
入蜀文人意识到有必要编纂巴蜀地方著作。唐人已编有《成都记》，到宋代，先后四度入蜀、知蜀事为详的赵抃在《成都古今集记》中记载了蜀地*治、*事、历史、地理、风俗、建筑、人物、物产、术数等方面内容，这类书籍的编纂在宋代形成了一个传统：南宋又先后出现了《续成都古今集记》《成都古今丙记》，都是有意接续《成都古今集记》之作。从《成都古今集记序》等文可看出编者宏伟的眼光、纵览的意识，其对巴蜀地方事务的重视可见一斑。但从地方文学的角度看，鲜明地体现时代特征的，不是巴蜀地方资料的增益或事类范围的扩大（在当时其他典籍中也可看到类似内容），而是那些兼具仕宦经历和旅居经历的入蜀文人士大夫对巴蜀持有的某些独特、新鲜的看法，他们常常有甄别、比较各地的意识，特别是对各地景观有着敏锐的观察和记录。简单地说，首先，巴蜀的各种景物往往会给外来者留下深刻印象，令他们产生一种山川奇异感。其次，他们比较巴蜀某地和巴蜀之外地方的山川、风俗、语言等方面的特点，如认为“天下山水之胜在蜀，蜀之胜曰嘉州”，认为阆州遨乐之风冠于巴蜀而语音则近乎关中。出现这类说法表明在当时各地存在比较或竞争。最后，外来者还比较巴蜀各地，甚至认为成都府未必是巴蜀最好的地方。这类看法不是将巴蜀视为铁板一块，而是因为各种活动“发现”或“再发现”了巴蜀各个地方。由于这类评价往往是不同人，特别是不同地方官员作出的，因此每个地方都可能被认为是最出色的，而相互之间的评价也存在分歧。不止一个地方的山水被评为“秀”，于是进一步的区分就令地方变得更有分辨性，比如眉州的秀以水闻名，阆州的秀以山闻名，而普州的秀以石闻名。接下来笔者将进一步探讨的是，这种对不同地方的比较、甄别的意识对文学书写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
二、地方描写、地理修辞与汉文明意识
宋代入蜀文人的文学书写包含着普遍性和更具地方特殊性的层面。就普遍性而言，比较意识并不明显。首先，任职巴蜀的士大夫的寄赠唱和之作歌帝王恩典、记俸禄多寡、叙职务变迁、赞良才高行、颂功烈惠爱、陈宴饮欢会、写劝农观稼、抒别思离情等，情感和风格或典正或闲雅或华美，但写作方式缺乏个人特点。其次，某些文学意象、文化意象往往隐藏着与巴蜀相关但却更具普遍性的神话、典故和前人写过的相关诗句。其三，具体景物也有相似的、普遍的一面，甚至连与景物相关的典故本身也可能是程式化的（如子猷竹、陶潜柳）；还有一些景观和物是偶然的、时节性的、自然的或后来已消失的存在，哪怕巧妙形容，可能也不算是与特定地域有特定关系。最后，入蜀文人的某些作品抒发的是特定时间、空间里带有文人化、哲理化或普遍化特征的情感、理趣、兴味。这与宋代特定的历史背景有一定关系：巴蜀纳入宋朝版图后随即就爆发全师雄之乱，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仍多不宁，这成为宋初一些入蜀文人（如刘兼）创作怀乡思亲诗的一个背景。太宗朝之后，任职巴蜀者往往来自巴蜀之外地区，不难理解在他们的诗文中出现的各种情感表达。对他们来说，与四川相关的人物或古迹不只是历史景观或自然景观，而且是抒发思绪、表达哲理的对象，也是适用于相应体裁、题材、风格、场合等所需的“认知和想象的巴蜀”。比如，宋祁《北楼》提到了少城、极塞、朔尘等，抒发了历来文人常有的悲秋和隐逸情怀，如果说与蜀地景物有关的话，那也更与整个*治、*事形势和士大夫情怀有关，蜀地景物更像是诗歌本身的引言，对巴蜀地方那些具体的描写和思想、情感内容常常是连起来的，甚至是水乳交融的。这方面最具宋诗面目的是*庭坚：他贬谪黔州、戎州期间创作风格有所改变，而创作方法大体上还是“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点铁成金”，巴蜀与其诗的关联也是文人士大夫化的：巴蜀是其取材、抒情、议论、说理的对象，其采用的语言和巴蜀常缺乏特定的关联，还是以其用意或审美意识来点化、冶炼陈言典故。陆游笔下那些作于巴蜀的诗歌也常常与某些文学、哲学观念等有关而与巴蜀缺乏特定关联，就像他的诗句“注桃染柳岁相似”那样，自然现象其实相似。
从地方文学的视角来看，我们还可看到更具特殊性的层面：一些自然景观和历史人文景观真正突显出来为人熟知，正是因为唐宋以降，特别是北宋以降的题咏、撰文、注重地方人文的地志编纂或其他文化活动赋予了其重要位置或意义。一些诗文描写了某些景观在长时段历史中经历的变化及其留下的痕迹，呈现出文人经验过、赏鉴过的地理景观，体现出文人的景观判断。比如，为了强调宫观的超凡脱俗而将烟火视为人间城郭的标志、将之与其他众山的关系比作君父与儿孙的关系，而那些宫观中的花朵也不是人间所有。蜀地多海棠，宋人则发现蜀地的海棠北方所未见。特别具有地方意义的是，*庭坚、陆游、范成大、宋祁等诸多入蜀诗人描写了景观的地理方位、自然环境、形态、路途和相关历史人物、典故，有的还根据地域特点创作，捕捉到了巴蜀不同地方的地域特点；他们有时还修辞性地采用具有重要价值、非凡气势的自然、工艺、人文、*事、物、人、品行、制度、谚语乃至具有视觉效果和震撼力的数字、时间、空间、味道等来形容巴蜀地方景观、人或物产，或直接夸赞后者的价值、感召力，甚或视某地为人生归宿；而采用具有明显巴蜀风貌或特点的古国名、古帝王、族裔、文体、绘画、音乐、（入蜀）文人同题同地同韵作品、动植食物、乡土观念、天势地形、气候、风俗、语音、钱币、行为等进行创作则更具地方色彩（常常只是片段或只言片语）。譬如，*庭坚《戏题巫山县用杜子美韵》以同样曾在巫山题诗的杜甫《巫山题壁》为韵，但也有自身特点：
巴俗深留客，吴侬但忆归。直知难共语，不是故相违。东县闻铜臭，江陵换裌衣。丁宁巫峡雨，慎莫暗朝晖。
这首五律的前四句和杜诗有渊源关系，但多改变语境，写出了诗人对巴地风俗、语言的看法。“东县闻铜臭”用韩愈“照壁喜见蝎”之意而另作描述，铜臭之典本有贬义，而这里却以俗为雅、以故为新并有调侃意味，盖巴蜀用铁钱，而过巫山之后需用铜钱，方回甚至认为此即班超“生入玉门关”之意；“丁宁巫峡雨，慎莫暗朝晖”同样不用典故本来意义，也不是简单因袭杜诗“久雨巫山暗”，而是用其字面说明诗人期盼过巫峡时天晴之意，也可能寄托了*治用意。这首诗的平仄不像他的某些律诗那样拗折，用语也较为平易，但在创作方法上依然保持了固有特点，汉文明意识也很明显。
相比于其他诗人，巴蜀对陆游来说具有特殊意义。这位主观化、情绪化的诗人在描写巴蜀山川人物时同样会写出带有羁愁乡思、孤高寂寞等普遍化或文人化特征的诗句，有时则带有地域偏向。有些诗句则是关联到他个人而非巴蜀的独特性：《秋声》用骑兵战罢还营的声音比喻秋声，就体现出这位诗人爱用*事语言描写自然的风格。但他也看到了巴蜀地区山川、风俗、人文遗迹、物产等诸多方面的独特之处。他自称巴蜀是诗思所在，所谓“从今诗在巴东县，不属灞桥风雪中”移植了诗歌传统里认为产生诗思的地理空间。对他而言巴蜀不但是地理空间的，而且是时间的：他的入蜀诗既写前代的爱国英雄，也写李白、苏轼、苏辙和入蜀诗人杜甫、*庭坚等的生平故事或继承他们的写法、风格，还注意到与自己一样寓居巴蜀某地的前代诗人（如岑参）、在巴蜀同地题诗的前辈诗人（如宋祁）和吟唱东吴的前辈巴蜀诗人（如陈尧佐），从而将诗歌创作变成一种具有历史关联性的行为，体现出时间化的地方人文意识。地方景观在他笔下自然也成为题材：他的一些作品写出了不同于自然常态的奇绝之景或宛如风景画一般的宁静乡村；他不仅像其他诗人那样将自然拟人化，还强调人文知识对描写自然的重要性，或将自然写成无世情但却有娱乐精神的高人，或将天气说得仿佛具有医治能力。这种直接描写和比喻化描写的巴蜀山川，要么具有自身特征，要么加入了诗人的知识和想象而变得奇异、奔放、富于人格特征。此外，他的咏物诗曾将蜀人的饮食赋和入蜀诗人与饮食相关的故事写进诗里，而《蜀酒歌》将蜀酒比作天马作延展性描写也奇特不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部分入蜀文人还直接将巴蜀自然景观、历史人文景观与名人、*治文化中心或其他著名景观相比附、比较，有时还凭借其名望、定居行为或题咏、唱和、寄赠等活动客观上起到评论、传播作用，有意无意地发现或提升了一个特定地方在整个汉地景观或西南诸州景观中的地位。在此过程中，不仅传统文学意象、景观，而且艺术等也起到了作用。这类描写和判断与其说是单纯说明巴蜀山川的特征，不如说是导致后者显得更为特殊的修辞。比如，认为峨眉山可与嵩山、华山相提并论，阆州名山的某些特点甚至超过或比得上岷山、峨眉山、嵩山、华山，青城山乃是仙乡赤城。在王之望看来，游览房公湖等于置身于杜牧的《晚晴赋》、王维的《别墅图》中。在范成大《吴船录》中，不仅峨眉双溪不减庐山、三峡，而且根据他的亲身体验，天下峡泉之胜以龙门峡为第一。常见的比附对象还包括桃花源：人们常将那些落英缤纷、桃花流水的地方与桃花源联系起来。渝州的舞蹈被认为传自乐府，巴地的言谈也被视为不系言诠，其他一些地方景观、物产也被视为具有汉文明传统或可媲美京城、东吴等地。
对比之下发现，宋代地志中的每个地方都收录了“景物”“古迹”之类条目，其中不乏人力的作用或官方的建设，却可能因缺乏更多的人文色彩而只是一个地方景观。相比而言，为宋代入蜀文人士大夫所题咏过的巴蜀山川则具有某些不一样的意义。事实上，宋人已明确意识到文人士大夫对发现或提高地方景观价值具有重要作用，所以才将某个地方与曾题咏过该地的著名文人联系起来，才有“二老（杜甫、*庭坚）经行处，草木生辉光”“江山千古有精神，只为曾经诗客到”之类说法。其中当然存在名人效应的因素，但宋代入蜀文人士大夫并非一味夸耀蜀国山水天下少见无以匹敌，而是一方面通过用典、比喻、对比、比附、夸张等手法将人从单纯的某一景观引向其他或实在或虚幻但却来自汉地其他地区或异域的著名景观、典籍、文学、艺术、物或著名人物，另一方面它们还作用于人们的人生理想、梦想或一般观念，通过语言创造出各种非凡境界。可以说，这样的地理修辞是对巴蜀地方景观的发现、再发现乃至褒义的提升。这种做法固然与地方特殊性有关，但也体现出宋代文学的某些普遍特点，那就是跨越原先不同人文领域乃至自然领域的区别而注重彼此的关联和融合。这种做法还可能有地方官长职权和文人审美眼光等因素的影响，但也超出了单纯夸耀乡邦的传统意识而有景观发现、营造、宣传等方面的用意或价值，所谓“自言官长如灵运，能使江山似永嘉”“人在江山窟里居，江山虽好不关渠。使君独具登临眼，亭上江山画不如”等的背后就反映了类似情况。
塑造上述景观及其理想境界的地理修辞往往基于汉文明。换句话说，汉文明及其语言照映了、突显了，甚至一定程度上重新创造了巴蜀这一宋代中国边缘之地的地方景观。在这方面，我们甚至可将这类文人书写纳入唐宋以来，乃至中古更早时期以来汉文明意识从中心向边缘延伸的进程中。这并不意味着宋代巴蜀就已经完全汉文明化。事实上，这一时期的巴蜀并非一个整体上汉文明化的综合体，巴蜀各地多少可从*治、文教、赋税、风俗、语言、居处、建筑、服饰等方面各自加以区别。可佐证的是，和成都一带的繁华和儒雅不同，巴渝就被视为夹杂着蛮夷之风，民俗刚悍，多瘴气，巴语也和汉语有所区别，巴和（华）夏、蛮、夷也存在区别——尽管巴地也不是铁板一块，像利州相比于作为“大益”的成都为“小益”，而顺庆府喜商贾、人才盛，被蜀人称作“小成都”，可见它们都有近似于成都的地方。华夷交杂的地区这方面的特点尤其明显，如长宁*一带汉、夷相互做生意，集夷为*，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但又因为声教所暨而渐染华风。富顺监虽然俗知礼逊，士竞于文，但韩绛作诗说该地的“夷居”建在陡峭的岩壁上，韩缜作诗说该地民俗半为夷风，韩绎甚至说：“蜀土风景信不好，君之所治西南夷。山高地窄江水恶，刀耕火种黎民疲。”应该说当时的巴蜀不少地方多少都有类似情形，即便是古国、古地也可能被视为尚有蛮风，就连成都附近的永康*也还杂有夷风。不仅外来者，而且巴蜀士大夫也有类似观感——无论是蜀人还是外来者的文学作品，都凝聚了他们对四川那些汉文化及其他文化的观察、思考，有意无意地承载着汉文明意识或家国意识对地方的观照或塑造。可以说，尽管宋代巴蜀实际上并非完全具有文明的同一性，但宋代文人士大夫之间汉文明意识的同一性却大于地方意识的同一性。这种汉文明意识当然是以自我为中心、高高在上的，但对当时的文人士大夫来说却是非常自然的、无可非议的。事实上他们也缺乏从其他角度思考地方族群的思想资源，或虽有却不愿甚至耻于利用那些本就源自异域、在主流话语中常遭到贬斥、价值常被限于用来界定汉文明自身的思想资源（如佛教）。当然，儒家思想也不乏“四海之内皆兄弟”“人皆可以为尧舜”之类具有平等意味的观念，或认为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但宋人常把差别化的天命、天理或道德伦理观念、行为作为其背景或基础，很少无条件地或不分族群地主张、运用这类观念，至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或“四海一家”等说法则折射出宋人的皇权统治观念。*庭坚被贬入蜀途中作《竹枝词》云：“*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尽管主张四海皆兄弟，但从后来《款塞来享》等诗来看，他的这一观念似乎限于用在汉文明内部，至于夷狄则被他视为归化的外族。
入蜀文人士大夫的汉文明意识也和他们认同的注重文治、推崇儒术的宋朝*权联系在一起。对巴蜀地理位置的解释立足于儒家典籍，比如蜀人范镇《送彭学士序》据《周易》指出蜀地位于西南，当坤位，而坤为文、为臣，故世有方正柔静之士作。而入蜀官员吕大防《锦官楼记》同样以《周易》解释蜀地风俗而更重《说卦》。无论是蜀中士大夫还是入蜀士大夫都常常从朝廷角度思考问题。那些写巴蜀的城郭记、渠堰记、碑阴记、官宇记和题咏府学的诗作等也常常透露出*治意识。庆历以后在巴蜀地区到处建立的宣圣庙、文宣王庙和举行的相关祭祀活动等也表明，当时朝廷和地方官员是多么重视孔子之道及其在文教上的作用（哪怕是应急意义上的）。庆历兴学的发起者范仲淹和其他对巴蜀文教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在蜀中也立有祠堂。在经历靖康之乱后，南宋朝廷同样重视*化和科举，像范成大主*成都，就因看到学宫荒废而慨然重建。此外，士大夫还总是想到与文翁相关的历史典故，这在写到建学的时候几成惯例，而用意多少有些不同——文翁不仅是一个存在于典故中的历史人物，被人们用来夸耀蜀中文教兴盛或追溯文教的源头，他也是一个宋代士大夫追慕和期盼出现的人物，被用来勉励、描述、称颂地方官实施*教，表明宋代巴蜀的某些地区有待或已经移风易俗；他还是文教精神的代表，被用来比较荣名和石室等实地的存亡。而在那些赞美宋朝文明高度的人看来，文翁却又成了陪衬品。其实，在宋代实行右文*策的背景下，那些因治蜀而为人称道的入蜀士大夫往往在文治教化方面很有贡献，那些尚有夷风的地方也存在向慕华风、重视文化和文学的情况，相关诗文写到蛮荒景象的同时也写到市井、园林、亭榭、仙山等，这都表明汉文明化继续在地方推行。
三、宋代成都的城市书写
相比于那些多少保存着蛮夷之风的地区，成都依然最能满足现代人对宋代巴蜀文明、繁荣、发达程度的想象。《方舆胜览》归纳其俗好文、学者比齐鲁、地险物侈、工商结驷、遨头宴集等风俗就证实了这一点。来到成都的外地文人也多注重成都经济、历史、文学、风俗、艺术、技术等方面。在他们看来，北宋成都的发达已经远远超过了西汉的成都。当地不仅讲求礼让、崇尚奢华，而且出现了交子和发达的印刷术。他们也注意到成都等地物产的丰饶，尤其是蜀锦、蜀笺。成都的蚕市、花市等历来有名，交易的盛况、商贾的射利、民众的勤劳等在他们的诗文中都有体现。药市不仅是交易场所、娱乐场所，而且为遇仙文学提供了题材，由此奠定了成都作为药都的地位。岁丰人乐，成都古来又有游嬉行乐的习俗，尽管宋初此习俗曾一度因不符合官方标准而遭到压制，但主流社会风气逐渐有所变化，后来朝廷选择主*成都的官员也会注意其是否适应蜀风，这些官员来到成都后往往入乡随俗与民同乐，变成一种突出的文化现象。
在兼顾官方价值取向和民俗方面，张咏的作为值得注意。张咏为*“大抵以敦风俗、笃孝义为本”。其《悼蜀四十韵》将浮薄风俗视为李顺暴动的原因，特别是将矛头对准有这种风气的官员，认为正是他们导致了蜀人暴动，给巴蜀地区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但这并未导致他一概否定民风。对蜀地好遨乐的风俗，他采取的对策是：一面从俗，一面加以规范。他作于第二次知益州期间的诗《二月二日游宝历寺马上作》就比较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他的做法似乎在士大夫中形成了惯例，故后来知成都府的韩绛乃建“乐俗亭”作为驻车登舟之所，而赵抃又为之作诗。其实，随着巴蜀地区逐渐稳定，后来的士大夫开始意识到，成都的繁华不仅适合文酒宴乐，而且可用来装点仁*，也是官员亲民的好时机：它表明*事清闲，人民安乐。
关于蜀人好游乐的风俗，田况的看法也值得注意：
四方咸传蜀人好游娭无时，予始亦信然之。逮忝命守益，柅辕隃月，即及春游。每与民共乐，则作一诗以纪其事。自岁元徂景至，止得古律、长调、短韵共二十一章。其间上元、灯夕、清眀、重九、七夕、岁至之类，又皆天下之所共，岂曰无时哉？传之者过矣。
在田况看来，蜀人的游玩并非不分时候，而是遵循时令节气而然，而天下都是这样，不能认为唯独蜀人游娭无时。对此，他在《浣花亭记》里有更具体的描述。田况本人在多地任职，因此他的比较也不是缺乏实地考察的妄言，表明游乐风俗虽是巴蜀特色但也有普遍性。当然，田况也注意到物质繁华与蜀人节庆游乐之风之间的关系：他在《上元灯夕》中说，虽然各处都喜欢遨游，但蜀地财物远远超过他处，节气显得特别热闹。事实上，北宋时期不少诗作都有类似描写。
繁华都市未必都为当时人所喜爱。张俞以蚕妇自述口吻感伤“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非是养蚕人”，对比乡村劳动者和城市居民的生活，明显站在前者的立场。有的诗人自述厌倦城市而为岩壑之游。还有人注意到，在繁华的成都很难找到山林泉石之致，因此希望赋予它以一种自然的精神：
成都，西南大都会，素号繁丽。万井云错，百货川委。高车大马，决骤乎通逵。层楼复合，荡摩乎半空。绮縠昼容，弦索夜声。倡优歌舞，娥媌靡曼，裾联袂属。奇物异产，瑰琦错落，列肆而班市。*尘涨天，东西冥冥。穷朝极夕，颠迷醉昏。此成都所有也。跂而望，山林泉石，不啻楚越之隔，曾得而梦见之哉！
在作者李良臣看来，成都这样堪称纸醉金迷的环境里出现了一座东园，是“于闤闠鼎沸之中，而有清流翠荫、萧寥傲睨之适。易喧而寂，变剧而闲，易其所难而致其所不可致，兹不亦异乎”。这的确不那么寻常：这位园林的主人乃是益州路兵马钤辖，他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以适应他士大夫一样的趣味。当然，李良臣可能夸大了宋代成都园林的匮乏程度。其实，唐末五代以来成都公共园林范围就逐渐扩大，尤其是西园规模最大，自天禧三年（年）开园以来逐渐成为成都士庶游览的胜地。
除了西园，摩诃池、宣华苑、江渎祠、万岁池、合江园、散花楼等景点也留下了文人的题咏。这类诗形容市井繁华则多铺陈，写名人古迹则多怀古和议论。部分诗流露出闲雅淡远的文人趣味。吴中复《西园十咏》是其中有系统性的一组作品：他以一位客居他乡的文人身份书写成都西园，反映了流连物景、游心尘外、寄寓思理等文人趣味。事实上，除了像咏如诏亭等语及诗礼教化的诗作，北宋成都园亭诗乃至题咏诗往往都存在类似的风格。其中较有特点的是，宋祁的《高亭驻眺招宫苑张端臣》以一萍团红形容江上红日，以数盖淡白形容楼头白云，颇具想象力；郭思的《秋日游合江，戏题之亭上》注意到风景中的画意，这似乎契合了当时的文学潮流；白麟的《合江探梅》则有巧思，借助将梅花和月、霜一并剪下的夸张请求侧面描写风景。
更为人注意的还是成都的历史人文景观。田况“游人不赏《凌云赋》，只说琴台是故基”，表明对游人来说司马相如的故地比他的赋更有吸引力，不经意地透露了汉赋的历史命运。扬雄故居、武侯祠、杜甫草堂等也是入蜀文人写景感怀之地。诸葛亮等更是成为缅怀、效仿的对象，相关诗文中记载的传奇事件和形容、歌颂导致他们不再是简单的历史人物，而是成为更具文学性和精神性的典范象征。成为文人作诗、唱和取法对象的杜诗也可证明杜甫在蜀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这同样契合了当时的文学潮流。部分作品还注重评价其他巴蜀历史人物的生平行事和人文精神，也可看出入蜀文人士大夫的地方人文意识。此外，“记”等颇为盛行的文体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宋代成都的人文状况：城郭、渠堰、碑阴、官宇、堂宇、贡院、祠庙、画像等“记”在具体描写和记叙之外间或有神异色彩，从中既可看到繁华的市井和人文自然遗迹，也可发现游心翰墨、探究义理、与物为侣、逍遥自适等文人趣味，还可发现相互唱和的地方圈子、尊贤贵长的风俗、右文崇儒的*治等，鲜明地体现出巴蜀自身的，也是宋代的特色。
在入蜀文人描写成都历史人文景观的诗文中，我们还可发现一种感伤历史变迁的意识。在北宋入蜀官员中，宋祁不光博学多才，而且*事精明，治蜀期间*治文教都很有成绩，吴师孟《宋尚书画像赞》就描写了这方面的情况。他的蜀中作品涉及写景、记事、咏物、怀归、题图、节序、宴射等主题，风格不一，其中《览蜀宫故城作》这样充满了历史感的诗作描写了荒凉残迹之中自然变化和动物活动的痕迹，最后托以古蜀国望帝所化的杜宇，加强了这种充满旷野的悲感；《过摩诃池二首》其二则通过对比带有人类活动意味事物的消失与自然事物的疯长来抒发苍凉感。事实上，不光是外来文士，当时像张俞等蜀人在比较巴蜀地区古今变化时同样有类似意识。可以说，这种怀古意识和繁华观感共同构成了北宋成都诗的两面。如果说城市繁华是当时人都能感受得到的，那么具有怀古意识的诗人则超出现时视野而注意到重新变成自然的人类世界，后者具有比较意味的描述赋予了诗歌历史思考的色彩，它表明一座城市其实是由多重时间交织而成的。
当时代进入南宋，情况似乎并无太大不同：在那些入蜀的南宋诗人笔下，同样有田家丰年的欣喜、游览访古的感慨、分韵赋诗的风雅、吟风弄月的闲逸等，甚至有将成都视为盛唐长安、扬州或吴都的观感。不过，范成大等人笔下多了对田园农作的忧虑、对农民痛苦的怜悯，虽然只体现为个人诗歌题材，但毕竟是值得注意的新变。更有时代特点的是，此时的巴蜀不仅和北宋时期一样和西南蛮夷相邻相杂，而且变成了战略上生死攸关的抗金前线。这样的时代变迁的确给他们的心理投下了阴影，他们不再像北宋入蜀诗人那样纯然描写太平景象和闲雅趣味，而是不时想到边关的鼔鼙，想到巴蜀可能和北方一样沦丧，无论是现实还是预想都令他们感到不安，同时也激发起他们的感情。因此，入蜀文人中感怀伤时的情感变得突出，爱国意识开始增强，巴山蜀水也染上了诗人的内心感受而激荡着时代色彩。如果说宋祁吟唱的兴亡沧桑还是归降宋朝的五代蜀国的兴亡沧桑，那么一些南宋入蜀诗人（以及巴蜀本地诗人）对历史兴亡的感怀，常常更切合时代语境，后者将对北宋兴亡的悲感投射到历史中去，因此不是五代蜀国，而是更早的、与汉朝有渊源关系的三国蜀汉*权的兴亡更能引发同感。这与南宋人对时代的理智思考殊途同归：部分人认为三国蜀汉和南宋巴蜀面临着某些相似甚至相同的局势，也常有人以诸葛亮寄托报国志向或效法其治蜀、北征方略。不过，晁公遡等人在尊崇诸葛亮的同时也称颂晋国的昌明，而批判指向则落脚到五胡乱华，后者似乎在影射金国，表明问题其实是中国与夷狄的对峙，这继承了汉人士大夫以自我为中心的汉文明意识，只不过这种意识有地方化的表现，而他似乎也未讨论金国是否具有类似意识、其根据何在。
无疑，南宋文人成都诗中最有特点的还是陆游。他有和北宋入蜀诗人相似的一面：他那些游览成都这一“最繁华地”的作品写出了市井的繁华、土产的富饶、民人的遨游、宴饮的风流、闲居的恬淡，也比较乡民与市人的不同。但他也写英雄豪士，其《拜张忠定公祠二十韵》不仅叙张咏治蜀经历，而且与童贯等人作比，一边控诉后者之奸，一边表达对张咏这位贤臣的怀念之情。他还尊崇诸葛亮、杜甫、苏轼等人，这种地方人文意识在南宋半壁江山的历史背景下显得耐人寻味，具有文学、文化、*治和人格精神上的可解读性。他在成都写的那些咏物诗也不只是闲雅淡远的风调，而是常给人以零落不遇、独立不羁之感。不像北宋入蜀诗人那样常外在于自然描写，他笔下的自然仿佛也体现了他本人的精神气度：要么声称自然充塞着他本人的愁苦，要么用*事术语比喻化地描写自然、人文，形容鸿雁“阵”密、角声酣“战”、雨势如“伐”强国等就是如此。他在成都写禾黍之悲的《夜宴即席作》等作品固然与宋祁写故城废墟的诗歌相当近似，而《武担东台晚望》将霸国兴亡与诗人醉醒并举、《杂咏》将惠陵烟草和陵边人家灯火迎妇并举的鲜明反差则令人触目惊心。他不仅看到了时代变迁，而且也写空间阻隔引起的情感：《秋晚登城北楼》通过写报警的烽火、从北方飞来南方的大雁而联想到边关和北方失地，从而触发了故国之思、身世之感。如果说北宋入蜀诗人的汉文明意识主要就巴蜀蛮夷而言，那么陆游这位不仅有着强烈汉文明意识，而且有着强烈统一意识的诗人则对北方沦陷后汉人风俗、语言等方面的变化痛心疾首，认为胡人好掠夺本无治*。不过，他也注意到金人逐渐汉化的*治文化。在远离宋金边境后，他也开始说自己爱闲，在追慕李广那样的名将的同时，却又羡慕刘伶那样的酒徒，在悲叹刘备和诸葛亮事业未成、以蜀汉寄托南宋正统观的同时，也说他们的人生是一场梦，这表明或旷达或颓放的文人趣味和悲歌慷慨的英雄气魄逐渐共存于他的心中。总之，在陆游笔下有诸多与北宋入蜀诗人不同的方面，即便看似相似的方面也颇多变化，这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内容。
作者简介：李熙，副研究员，博士，从事宋代文学研究。
文//来自于《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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