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广西最早的县在哪里?这是研究广西郡县沿革的学者尚未解决的问题。按一般常识，谈论广西郡县沿革之始，都以《史记》和《汉书》为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岭南时，于三十三年(公元前年)在岭南地区设立了桂林、南海、象郡。今广西的大部分属桂林郡，小部分属象郡。但是这些文献略而不详，郡下辖哪些县，无从推考。《汉书·地理志》所反映的只是西汉晚期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郡县情况，在广西各郡下虽都注明“武帝元鼎六年开”，如可信，也只能上推到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年)平南越后，仍无法与秦时郡县比较。经过对贵县罗泊湾西汉初期墓出土的漆器铭文“布山”的考证，可以推断西汉初年在桂林郡下已有布山县，甚至可以说，在秦代设桂林郡时就有布山县了。(《“布山”考》，见《广西日报》年3月10日第三版)可见，在今广西境内设县的年代相当早。但是，从考古发现的材料看，我认为布山还不能说是广西境内最早的县，在桂东北湘桂走廊的洮阳县比布山更早出现。
洮阳县在《汉书·地理志》上记载明确，属零陵郡，西汉晚期已存在是不成问题的。如果按照零陵郡是“元鼎六年置”的说法，则公元前年就有了。但根据《王子侯表》记载：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年)封长沙王发之子狩燕为洮阳靖侯，则说明元朔之前就已建县，比元鼎六年又早十三年。那么，洮阳是什么时候设县的呢?年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三幅在帛上的地图，其中一幅是西汉初期长沙国南部的地形图，在图的西北角标注有“桃阳”二字，外加方框。(《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地图的整理》，见《文物》年第2期)按这幅地图的图例，方框是县级单位的符号，说明“桃阳”是县名。其地理位置相当于今全州县西北之湘江西岸，恰好在《汉书·地理志》所载零陵郡范围之内。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洮阳废县，(全)州北三十里，汉置县，以洮水经其南而名。”《广西通志》也说：洮阳县古城址“在(全)州北三十五里，地名改州滩。”经实地调查，今全州县永岁公社大塘大队梅潭村背后，俗称“城墙上”，旧名“改州滩”，确有一处古城址，城墙基址尚存，城内地面可以看到许多绳纹板瓦和筒瓦，篮纹、席文、米字纹、方格纹等印纹陶片，都是汉代及其以前的遗物，城墙之外附近的山上有汉代墓葬群。这个城址应该就是顾祖禹说的洮阳县故城，核之马王堆帛书地图，也即是“桃阳”县城，“桃”无疑是“洮”字的别体。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一件记事木牍，书写有“十二年二月乙已朔戊辰”等文，表明该墓下葬的时间是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公元前年)。(《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的主要收获》，见《考古》年第一期)这幅地图绘制的时间肯定比它埋葬的年代要早，可见在西汉初年就已有了洮县阳，比《汉书·王子侯表》记载又早四十四年。然而这已不是孤证。年在长沙的一座属于汉景时期(公元前～前年)的汉墓中，出土过两枚滑石印章，一枚是“洮阳长印”，一枚是“逃阳令印”。（《长沙出土西汉印章及其有关研究》，见《考古》年第4期)两印相校，“逃”应当也是“洮”字的别体。同墓还有两枚私印：“苏将*”铜印和“苏郢”玉印。“苏郢”应是墓主的姓名。令、长都是汉代一县的行*长官，“洮阳长印”，“逃阳令印”就是苏郢任洮阳县长、县令时的官印明器。按《汉书·百官公卿表》说：“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看来苏郢在文景时期，先做了洮阳长，后又做洮阳令，在他的任期内这个县的人口有所增长。这就完全可以说明，洮阳不但在汉初确已存在，而且已由不足万户的小县升为万户以上的大县了。
但问题还不仅在此。根据一些考古迹象，洮阳始设县的年代还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年安徽寿县发现一件“鄂君启金节”，记载了楚怀王时代楚国境内的水陆交通干线，其中由郢都(今湖北江陵)往南行的水路，有一段是“上江，内湘，庚[贝枼]，庚[兆阝]阳”。(《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见《文物参考资料》年第四期)“内湘”就是从长江进入湘江，“庚”表示经过某地的意思，“[贝枼]”、“[兆阝]阳”都是地名，皆为当时的城邑关戍的所在地。由此可见，楚国的鄂君启的船只可以溯湘江而上经过[兆阝]阳南行，[兆阝]肯定是在楚国的管辖范围之内，并且一定设有城邑关戍。“[兆阝]”与“洮”字也相通假，[兆阝]阳既在湘江上游，无疑也就是后来的洮阳。在战国时代前期，楚悼王用吴起为令尹，变法富强，曾一度“南平百越”。(《史记·吴起列传》)而百越在当时是泛指岭南而言的。吴起“南平百越”应当是指楚*越过五岭直入岭南地区的*事行动。洮阳一带最近楚地，这时归入楚国版图是可信的。近年来，在洮阳以南的兴安界首和灌阳新街、*关等地不断发现战国时代墓葬和零星遗物，其风格与湖南楚墓相近似，也可作为楚国势力到达的旁证。楚国平了“百越”以后如何处置呢?很可能是采取象“已破陈，即县之”的办法(《史记·楚世家》)，在这些地方设县管理。因为县的最初设置主要是一种边防机构。春秋时代初期，秦、晋、楚等大国往往把新兼并得的土地建设为县，故史书上县、城互称。吴起南平百越，把楚国的版图向南推进，在新占领的地区要进行管理，就不可能不设县。洮阳处于湘江上游，已进入越城岭的东南侧，应是当时楚国南境的*事要地，设县的可能性就更大。因此，到楚怀王时这里是鄂君启的船只航行到楚国的大站，应该还是楚国城邑关戍之所在，也就是当时的县邑。洮阳立县应在秦以前，说它存在于楚怀王时代(公元前～前年)是不为过的。如果按吴起平南越一事推断，还可以早到楚悼王晚年(公元前～前年)。当然，这后一种说法仅是根据“鄂君启金节”作出的推断，还需要有更多的资料加以证实。总之，洮阳设县不仅限于汉武帝元鼎六年，至迟应在西汉初年，说它置于战国时代也不为无根据。因此，它应比布山设县的年代更早，是目前所知现今广西境内最早的一个县。(原载《学术论坛》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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