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
戈
江南地区大开发
南朝*治部分讲完了，接着讲六朝时期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南方地区经济大开发。东汉末年开始，北方少数民族南移与汉族杂居，他们在与汉族交融过程中强大起来。汉末三国丧乱，胡人开始内侵。西晋末年遭遇了匈奴攻破洛阳，俘虏晋怀帝，纵兵抢掠中原的“永嘉之乱”，西晋由此覆亡，东晋南迁偏安江南。在社会大动荡之中，中原民众被迫举族南迁[1]。这不仅加速了南北民族的融合，还客观上促进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开发，主要表现在农业的开发、手工业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其一，农业的开发长期以来，古代中国的经济重心都在*河流域，江南地区整体比较落后，甚至很多地区还处于蛮荒之地。然而，到了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农业开发从江东地区扩展到整个长江流域，进而波及到岭南地区和闽江流域。其表现在五个方面：开垦出来大量土地；兴修农田水利工程；改进耕作技术；提高单位亩产量；增加农作物品种。南方经济大开发，使得南北经济趋向平衡，为此后经济重心南移奠定了基础。江南农业能够迅速发展，其原因有三：一是北民南迁，带来了充足劳动力汉朝时北方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多，而南方人口占比不到20%。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基本上还是人迹稀少。然而，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北方民众纷纷逃难。中原难民出逃路线有三个方向：东北、西北和南方。去东北的被鲜卑慕容氏所收留，帮助慕容氏建立前燕。去西北的投奔了河西张轨，这些难民分别安置武兴郡、晋兴郡[2]。“中州士民进入河西，不仅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技术文化，有力促进了河西地区经济文化的进步，也为其后‘五凉’*权的建立和巩固提供了智力支持。”[3]不过，“永嘉之乱”后的人口迁移，规模最大的还是南移[4]。北方移民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此后百年间陆续南迁[5]。所以历史上有“永嘉之末，华夏衣缨，尽过江表”[6]的说法。中州流民南下，对东晋*府来说，不仅是负担，还是提供了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多了，劳动力充足了，南方大片荒芜的土地也相继被开发出来。同时，北方人还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南方人学会了先进农耕技术，告别了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7]。粮食产量逐渐走高，南大荒变成了南大仓。谭其骧先生指出人口南移对江南开发的意义极为重大：“为吾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之一大关键，盖南方长江流域之日渐开发，北方*河流域之日就衰落，比较纯粹之华夏血统之南徙，胥由于此也。”[8]二是民族融合，加速南方经济发展两晋南朝作为“移民*权”，庙堂之上要职基本70%以上都由北方士人担任。北方移民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府极为优待这些北方移民（侨人）。根据当时聚族而居的现状，*府对他们集体划片安置，并且按照原来所在州郡名称，侨置州郡，不与南人杂居[9]。但，仍有部分侨民居住的特别分散，很难管理[10]。东晋初年，为了稳定*局，有待北方侨民，免除侨民的赋税兵役，即便世家大族占田荫客，*府也选择睁只眼睛闭只眼睛，假装看不见[11]。后来*局逐渐稳定下来，中央加强对地方的管控，同时还为了增加*府财*收入，东晋南朝时期推行了四次大规模的“土断”*策[12]。所谓“土断”，就是划定州、郡、县领域，居民按实际居住地编入当地户籍，即以土著为断。土断的中心内容是清查户口，整理户籍，取消此前*府对侨民的优待。此举意义非凡：一方面增加了*府的财*收入（“财阜国丰”），扩大了*队的兵源；另一方面客观上加速了南北民族的融合。侨人和南人一视同仁，侨人也加入了负担调役的队伍[13]。北人也就变成了南人，南北一体化进程加快。在南方大开发浪潮下，针对南方部分山区的少数民族，*府也招徕他们从事农耕生产，这有利于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的融合。
三是推行有利于农业发展的*策作为“移民*权”，想要迅速扎根，并取得广大民众的认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是最快捷的办法。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重视农业生产是*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于是，*府安抚流民，兴修水利，劝课农桑，奖励耕织。经过*府的一系列休养生息，鼓励生产的举措，江南地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随着农业的快速发展，江南地区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商业也随之繁荣起来[14]。其二，手工业的发展一是纺织业魏晋南北朝的纺织业是在汉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代纺织业发达有两大表现：第一，技术进步。提花技术在汉代已经相当成熟，能织出复杂的罗绮提花，以及锦、绣、绫、罗、绢等20多种花色品种。西汉富豪陈宝光，他家拥有先进的织机，他的妻子掌握高超的纺织工艺，搞得大司马大将*霍光都艳羡不已。霍光将陈宝光的妻子召入府邸，传授“蒲桃锦”、“散花菱”的织法，织出来的丝绸，又宽又长，匹值万钱[15]。同时，汉代还掌握了染色和印花技术，改变了此前单一黑、白、灰色调，犹如彩电取代黑白电视机，这是汉代丝织业取得的另一项重大技术突破。最能代表汉代丝织技术的，便是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辛追夫人的性感内衣。这款素纱襌衣，长1.3米，袖长1.9米，摊开2.5平方米。这件薄如蝉翼的成年人衣服，总重量只有49克，厚度不到一毫米，“轻纱薄如空”，完全是“透视装”，穿在身上犹如“皇帝新装”（没穿），绝对属于全球“爆款”，可想而知穿上有多么火辣，有多么性感！第二，规模扩大。汉代官营纺织业非常发达，少府下设“东织室”和“西织室”，织工多达数千人。织造高档奢侈品，专为皇室服务，不接受私人订单。此外，临淄，襄邑丝织发达，两地设有服官，专门负责皇室织物。临淄刺绣，襄邑更是全民皆织，织锦技术冠绝天下[16]。张骞“凿空”之旅，丝绸之路逐渐兴起，无论是陆路，还是海上，都以“丝绸之路”命名，可见出口商品是以丝绸为大宗的。汉代民间丝织业只有规模极大，才能支撑起源源不断的对外出口。三国时，*治上虽然分裂，但是丝织业仍向前发展。马钧改良了汉代织绫机，生产力提高了5倍，花纹式样和布料宽幅都有所改进。还出现了脱胶漂白技术，提升了丝织品柔软感和美观度。蜀国绫锦织品冠绝天下，是蜀国*府的重要财源，曾大量出口创汇。曹操特别喜欢蜀锦，曾派人前往蜀国“扫货”，用来讨好后宫的大小老婆。吴国培育出了八倍蚕，一年之内可以结出八次蚕茧，缫丝的质量还不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货币一度退隐，主要以绢帛缴纳赋税和进行大批量交易，可见市场上丝织品的数量。二是矿冶业冶炼铸造技术，在汉代获得大发展。尤其是在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之后，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工匠，规模化大作坊冶炼生产，冶炼技术飞速提高，突破了铸铁柔化处理技术和炼钢技术。用精良的铁制武器来装备*队，极大地提升了汉*的单兵作战能力。这也是北击匈奴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所在。换句话说，西汉对阵匈奴的胜利，是武器上的胜利，归根结底来讲是冶铁技术的胜利。东汉时，冶炼技术在炼炉和鼓风两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当时炼炉有四种。其中最著名的要算“低温钢炉”。西汉初年采用牛马鼓风，即“牛排”、“马排”，畜力送风，功效低下。东汉南阳太守杜诗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因地制宜，发明了“水排”，利用水力带动风箱鼓风。水排的出现，为冶炼业带来了革命性变革：一是用水力取代畜力，节省了人力，提高了效率[17]；二是水力鼓风可以提高炉温，有利于加速铁矿石熔解，更容易提炼出杂质，提高铁钢的质量。南北朝时期，发明出了新的炼钢方法，即“炒钢技术”和“灌钢法”。前者是将铁矿石加热到液态，然后加入含有硅、锰、碳元素的粉末继续氧化，将含碳量降到钢和熟铁的范围；后者是将生铁和熟铁按比例加热锻打，再加入碳粉，增加铁的硬度，经过反复锻炼，就锻造出质地优良的百炼钢[18]。“灌钢法”炼钢是当时最先进的炼钢技术，领先欧洲近千年。北魏为了保持战力优势，在*械制造方面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冶铁技术也获得突破，“相州（今河南安阳到河北临漳一带）*刀”就是典型代表。
中国古代冶炼工业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兴起于战国时代，发展于两汉之际，成熟于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冶炼技术，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代，就达到了巅峰，后来基本上再无重大突破。正如中国古代农业一样，冶炼业也呈现出一种“高水平停滞”的状态。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人类尚未找到新动力之前，这也是世界古代科技无法解决的难题。三是陶瓷业真正意义上的瓷器，是在东汉时候才出现的。瓷器和陶器的区别主要有三点：第一，烧制原料不同。陶器对原料要求不高，只要是黏土就可以烧制；而瓷器必须是瓷土（也叫高岭土），景德镇能够成为“瓷都”，就是因为它占有最优质的瓷土。第二，烧制温度不同。陶器烧制度以下就行，瓷器必须要在度以上。第三，透水性和透光性不同。陶器气孔粗大，容易渗水，即便释了釉，仍然会渗水；而瓷器素胎施釉后，经过窑火焙烧，釉就附着在瓷胎上，使瓷器致密化，且光泽柔和。这不仅克服了透水性的缺陷，还给人一种晶莹剔透的感觉，不然怎么会有“葡萄美酒夜光杯”之说？南北朝时期，制瓷技术日臻成熟。南方盛产青瓷，器皿形制美观。为啥早期的瓷器都是青色的？道理很简单，瓷土中含有铁元素，烧制后呈现青色。含铁量越高就越黑，含铁量越低就会越白。在今天看来，这是个很简单的化学知识，古人却摸索了几百上千年年。在这个探索中，瓷器逐渐开始由青变白。这个变白的过程，也就是去掉铁离子的过程。南方青瓷烧制技术传到北方，北方推陈出新，烧制出了耀眼的白瓷。北齐时代就能烧制出成熟的白瓷。但，该时期的白瓷还处于过渡时期，器物上釉厚的地方，还泛出青光。所以南北朝时代的瓷器，看起来是青中带白，并非纯白。白瓷的出现，意义重大，因为后世任何一种瓷器，都以白瓷为根基的。白瓷和青瓷真正能够平分天下，时间已经到了唐代，并且形成了“南青北白”两大瓷系。四是造船业
魏晋南北朝时期，*治中心逐渐南迁，战场也由北方平原转向南方水乡，随着*治中心和战场的转换，该时期各朝*府都注重水*建设。由步兵为主演变为步兵和水*平分秋色。基于水战的*事活动需求，*用造船业获得空前发展。主要表现在三方面：第一，战船种类增多。魏晋南北朝，大型战舰的代表是楼船。由于它形体大，高大雄伟，坚若城堡，在水战中具有极大的威慑力[19]。但，楼船过于高大，也存在安全隐患，就是遇到风暴之时，人力无法控制，只能听天由命。比如说杜畿为魏文帝曹丕建造元首号战舰，刚下水试行，可能那天没看天气预报，结果遭遇大风，刚下水便被掀翻，把曹丕差点气晕[20]。东吴以水*立国，造船业尤其发达。孙权就曾造出不少大型战舰，有名的如“飞云”、“长安”、“盖海”等等，听着都霸气！就连东晋末年，卢循起义*也广造战船。“作八槽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余丈。”[21]除了上述大型战舰，还有“斗舰”“走舸”等中小型战船。先说斗舰，荆州*阀刘表手下有一支数千战舰组成的水师，斗舰是其主要战船[22]。让东吴斗舰扬名天下是在赤壁之战，*盖假装投降，驾驶斗舰火烧曹操的连体战船[23]。相比与斗舰来讲，走舸的船体小，载人少，行动快，灵活机动，这是它的优势所在[24]。“顾荣征侍中，见王路塞绝，便乘船而还，过下邳，遂解舫为单舸，一日一夜行五六百里，遂得免。”[25]文中的单舸，指的是单船。一昼夜五六百里，可见速度之快。其他种类的战船如海船、筏和油船等等，不再赘述。第二，造船技术提升。在造船技术方面，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船的推进技术，晋朝时期就出现了多桨船，还出现了橹（略似浆，但较大，支在船侧或船尾），橹比桨的推进速度更快，效率更高。当年东吴袭击荆州，吕蒙“白衣摇橹”，飘然而去，尽显骚气[26]。南朝科学家祖冲之还发明了一种“施机自动”的“千里船”。史书记载祖冲之“乃造一器，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又造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余里。”[27]风力帆船在汉代就已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甚至出现了多桅帆船，行船速度大为提升[28]。另一方面是导航和泊船技术。战船的导航装置叫“柁”（舵）。对于柁的作用，王先谦在《释名疏证补·释船》卷七中讲：“其尾曰柁，柁拖也，在后见拖曳也，且言弼正船使顺流他戾也。”很显然，柁能够起到改变船向的作用。南朝时期泊船技术也走向了成熟，借助缆绳和锚来泊船。古代的缆绳称之为“绁”，以棕绳、麻绳为绁；锚称之为“碇”或“矴”，主要以木头或石头为矴。孙权攻打*祖时，“祖横两蒙冲挟守沔口，以栟闾大绁系石为矴，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飞矢雨下，*不得前。”[29]文中的“闾大绁”便是用棕绳制作而成的缆绳，“矴”就是泊船的石锚。第三，造船基地分布广泛。造船基地主要分布在长江水域，如建业，浔阳、武昌、江陵、蜀郡、湘州、建安。南方还有会稽郡、吴郡以及岭南番禺也有大规模造船基地。当然，北方也有不少造船基地，如*河沿岸白马津、孟津，还有河北定州、相州、冀州等地也都有造船基地的分布。五是造纸业
造纸技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也取得明显进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造纸技术提升。纸张的白度增加，表面平滑，质地细薄。东汉蔡伦改进的造纸术，纸张颜色偏暗，呈现淡*色，表面比较粗糙，纸张比较厚。第二，造纸规模扩大。经过几百年的摸索，造纸技术获得革命性突破，终于可以大规模量产。市面上的纸张不再那么稀缺，并开始取代简牍，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正是书写材料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魏晋南北朝在绘画、书法等与纸张有关的艺术，才获得了井喷式的集体突破，并迅速迈入高潮期。
当时南北朝皆有造纸中心，南方的建业（今南京）、扬州，北方的洛阳、长安都是全国著名的造纸中心。西晋文学家左思穷十年之功，撰写而成的文学巨著《三都赋》，由于他根据魏、蜀、吴三国首都的风土人情，物产名胜为内容，在内容选取，结构处理，语言运动等诸多方面都别具匠心，《三都赋》一经问世便在士林广受好评。由于当时印刷术尚未发明出来，人们只能争相抄阅，因为抄写的人实在太多，造成了京城洛阳的纸张供不应求，一时间全城纸张价格飞涨，因而便有了“洛阳纸贵”的典故[30]。由此可见，洛阳不仅是造纸中心，还说明了纸张使用开始普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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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治通鉴（八七）·晋怀帝永嘉五年》：“时海内大乱，独江南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
[2]《晋书·五六·张轨传》：“及京都陷，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轨分武成置武兴郡、晋兴郡以居之。”
[3]李文才著：《两晋南北朝十二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年版。
[4]《晋书·六五·王导传》“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元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
[5]《宋书·志·州郡一》：“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弒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睃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
[6]《太平御览·文部十八·著书下》。
[7]《隋书·食货志》：“而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湿，无有蓄积之资。”
[8]谭其骧著：《长水集》，人民出版社，年版。
[9]《隋书·食货志》：“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
[10]《南齐书·志第六·州郡上》：“十家五落，各自星处，一县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东届海隅。”
[11]《世说新语·*事篇》：“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民籍不立。”
[12]《宋书·武帝纪》：“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厘改，竟不能行。公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知禁。至是会稽馀姚虞亮复藏匿亡命千馀人公诛亮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
[13]《隋书·食货志》：“列州郡县，制其任土所出，以为征赋。”
[11]《宋书》：“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扄，盖东西之极盛也……江南，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鄂、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15]《西京杂记》：“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散花绫二十五匹。绫出钜鹿陈宝光家。宝光妻传其法，霍光召入其第，使作之。机用一百二十蹑，六十日成一匹，匹值万钱。”
[16]《论衡·程材篇》：“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妇钝无不巧”。
[17]《后汉书·杜诗传》：“造作水排，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
[18]《梦溪笔谈》卷三：“世间锻铁，有所谓钢铁者，用柔铁曲盘之，乃以生铁陷其中，泥封炼之，锻令相入，谓之‘炼钢’，亦曰‘灌钢’。此乃伪钢，但借生铁以为坚耳。若三二炼后，生铁自熟，仍是柔铁。予奉使至磁州锻坊，观其炼铁，方识真钢。其法但取精铁，锻百余火，每锻称之，一锻一轻，至累锻而斤两不减，则纯钢矣，虽百炼，不轻也。”
[19]《通典》卷：“楼船者，船上建楼三重，列女墙战格，树幡帜，开弩窗矛穴，外施毡革御火，置炮车、擂石、铁汁。状如小垒，其长者步可以奔车奔马。若遇暴风，则人力不能制，此亦非便于事。然为水*，不可不设，以成形势。”
[20]《三国志·魏书·杜畿传》：“作御楼船，于陶河试船，遇风没。”
[21]欧阳询著：《文艺类聚》，中华书局，年版。
[22]《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刘表治水师，蒙冲斗舰，乃以千数。”
[23]《资治通鉴》卷65：“乃取蒙冲斗舰，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去北*二里余，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
[24]《通典》卷：“舷上立女墙，置棹夫多，战卒少，皆选勇力精锐者，往返如飞鸥，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帜列之于上。此战船也。”
[25]《太平御览·舸》卷。
[26]《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27]《南齐书·祖冲之传》。
[28]《太平御览》卷：“外徼人随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后沓载之。有卢头木，叶如牖形，长丈余，织以为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吹。风后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风力，若急则随宜增减之。邪张相取风气，而吴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所以能疾。”
[29]《艺文类聚（卷七一）·舟车部》。
[30]《晋书·文苑·左思传》：“及赋成，时人未之重。……安定皇甫谧有高誉，思造而示之。谧称善，为其赋序。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而序之。……司空张华见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余，久而更新。’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