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孟凡雨
01
二疏及二疏文化
二疏者，乃《汉书?疏广》（汉书卷七十一）所载疏广、疏受者也。疏广（公元前45年卒），字仲翁，东海兰陵（今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人，其曾祖迁于泰山郡钜平（即今宁阳县西部），少时好学，精于《论语》、《春秋》，宣帝征其为博士郎、太中大夫，地节三年（公元前66年）封疏广为太子太傅。疏受（公元前48年卒），字公子，乃疏广之兄长子，熏其父叔儒念，常效孔子演礼，至精至勤，为人恭谨。“宣帝幸太子宫，受迎谒应对，及置酒宴，奉觞上寿，辞礼闲雅，上甚欢说，顷之，拜受为少傅。
继“其年笃老”“功遂身退”，“既归乡里”“皆以寿终”，陶渊明盖以《归去来兮辞》定型“知止”，以“游目汉廷中，二疏复此举”为缀；李白以“达士遗天地，东门有二疏”为赞，贺知章以“筵开百壶饯，诏许二疏归”为辉，白居易以“贤哉汉二疏，彼独是何人”为叹。苏轼以“二疏墓”有属而沈括以《梦溪笔谈卷四辨证二》辩之。明弘治五年（年），赵鹤龄修“二疏祠”。嘉靖十年（年）兵备佥事李士允命峄县令李孔曦重修，并塑二疏像，作《二疏祠记》，勒刻碑石，广植林木，彰表先贤。乾隆二十七年（年）南巡，因久仰“二疏”之德，而墨赞曰“荒城名尚二疏存，置酒捐金广主恩。贤损志愚益其过，不惟高见实良言。”沂州知府李希贤旋令勒石建碑。
前经考古（、年）发掘，于“散金台”获龙山文化及周代遗物余，集为二疏城遗址考古概述。以证“散金台”前之“土台”更古，尤以所列“龙山文化”，覆“二疏”史之所载。文哲概记，以传文史。
汉书?疏广
疏广字仲翁，东海兰陵人也。少好学，明《春秋》，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征为博士太中大夫。地节三年，立皇太子，选广为少傅；数月，徙为太傅。广兄子受，好礼恭谨，敏而有辞。宣帝幸大子宫，受迎谒应对，及置酒宴，奉觞上寿，辞礼闲雅，上甚欢说，顷之，拜受为少傅。
太子外祖父特进平恩侯许伯以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将舜监护太子家。上以问广，广对曰：“太子国储副君，师友必于天下英俊，不宜独亲外家许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属已备，今复使舜护太子家，视陋，非所以广太子德于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语丞相魏相，相免冠谢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广由是见器重，数受赏赐。太子每朝，因进见，太傅在前，少傅在后。父子并为师傅，朝廷以为荣。
在位五岁，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广谓受曰：“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归老故乡，以寿命终，不亦善乎?”广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笃老即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许之，加赐*金二十斤，皇太子赠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两。道路观者皆曰："贤哉二大夫！"或叹息为之下泣。
广既归乡里，日令家共具设酒食，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数问其家金余尚有几所，趣买以共具。居岁余，广子孙窃谓其昆弟老人广所爱信者曰：“子孙几及君时颇立产业基址，今日饮食费且尽。宜从丈人所，劝说君买田宅。”老人即以闲暇时为广言此计，广曰：“吾岂老悖不念子孙哉?顾自有旧田庐，令子孙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齐。今复增益之以为赢余，但教子孙怠惰耳。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夫富者，众人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又此金者，圣主所以惠养老臣也，故乐与乡*宗族共飨其赐，以尽吾余日，不亦可乎！”于是族人说服。皆以寿终。
02
二疏生平及故里探
咏二疏
陶渊明
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
借问衰周来，几人得其趣？
游目汉廷中，二疏复此举。
高啸返旧居，长揖储君傅。
饯送倾皇朝，华轩盈道路。
离别情所悲，余荣何足顾！
事胜感行人，贤哉岂常誉！
厌厌阎里欢，所营非近务。
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
问金终寄心，清言晓未悟。
放意乐余年，遑恤身后虑！
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
《咏二疏》《咏三良》《咏荆柯》为陶渊明三首咏史诗，借以托古述怀，抒其爱憎。三诗中，二疏取其见机归隐，三良取其与君主同死，荆柯取其为主复仇之侠义。陶渊明之前，西晋诗人张协已先有一首咏二疏之《咏史》诗：“昔在西京时，朝野多欢娱。蔼蔼东门外，群公祖二疏。朱轩曜京城，供帐临长衢。达人知止足，遗荣忽如无。抽簪解朝衣，散发归海隅。行人为陨涕，贤哉此丈夫！挥金乐当年，岁暮不留储。顾谓四座宾，多财为累愚。清风激万代，名与天壤俱。咄此蝉冕客，君绅宜见书。”
两晋间，因《汉书》不易得，二疏其人，鲜为世人尽晓，故张协、陶潜咏二疏，欲详其生平。诚如是，《汉书·疏广传》述二疏生平及故里者着墨无多，止以“东海兰陵”“家居教授”“地节三年”“在位五岁”“归老故乡”“既归乡里”“请族人故旧宾客”“故乐与乡*宗族共飨其赐”等资以寻迹。且受史书遮蔽故，古人苏轼及今人亦有不同念者，宁不辨述以察之？
二疏生平及故里探之一
“二疏城”与二疏故里析
二疏城，是一处历史古迹，位于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峨山镇境内。南接城前村（因处二疏城之前，故名。现分为4个行*村，以城前一村居北，与城相接），北距萝藤村约米，西侧紧邻金泉河（又名萝藤河），为一台型高地，高出地表约3米。呈长方形，南北长约米、东西宽米。历来因人为取土、辟土造田及水土流失等种种原因，二疏城原面积损失过半。远眺西为莲花顶（山），北、东为低山丘陵。二疏城坐落于依山傍水河谷地带的小块平原上，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适合古代人类生息繁衍。《齐乘》载“二疏宅，峄州东四十里罗滕城，墓亦在焉。城周五六里，土人指以为宅。按二疏归乡里，顾有旧田庐，娱乐终身，不为子孙增益产业，宁有如是之宅乎？询之耆旧，谓乡人感其散金之惠，共筑此城。即城内古寺，其故宅基也。海州有景疏楼。”《读史方舆纪要》载“二疏城，《志》云‘在县东四十里，城方五六里，内有散金台，相传汉疏广疏受所居。’或谓之不其城。”《峄县志卷二十四古迹考》载“二疏城，县东四十里，地名罗滕，汉疏广、疏受归老于此。城周二三里，土人指以为宅，按《齐乘》。”“散金台，县东四十里，汉二疏散金乡人处。”
二疏生平及故里探之二
“二疏墓”“二疏城”地址考
沈括在《梦溪笔谈卷四辨证二》里记载“今承县东四十里自有疏广墓，其东又二里有疏受墓。”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二十二沂州承县》里也记载“汉疏广墓，在县东四十里。广，字仲翁，东海兰陵人。汉疏受墓，在县东四十二里。”李士允在《二疏祠记》也言“（二疏）墓在其南里许，累累七塚，莫辨某墓为二疏者。墓无祠，此其祠也。”“四十里”、“四十二里”此为一个约数，文字修辞之为，实为一地，更是指同一个祖茔。此里数亦即二疏城到峄县之距离。所以《峄县志古迹考》曰“太傅少傅疏广疏受墓，县东四十里。”又据李士允所言，二疏祖茔在散金台南里许，不得辨。墓前并无祠堂，“散金台”上的那座旧祠堂就起祭祀作用。按“墓在其（‘散金台’，或言‘二疏城’）南里许”，“二疏墓”当应推之原在今台南“城前村”附近，或者村内。
《梦溪笔谈卷四辨证二》详载：海州东海县西北有二古墓，《图志》谓之“*儿墓”。有一石碑，已漫灭不可读，莫知*儿者何人。石延年通判海州，因行县见之，曰：“汉二疏，东海人，此必其墓也。”遂谓之“二疏墓”，刻碑于其傍；后人又收入《图经》。余按，疏广，东海兰陵人，兰陵今属沂州承县；今东海县乃汉之赣榆，自属琅琊郡，非古人之东海也。今承县东四十里自有疏广墓，其东又二里有疏受墓。延年不讲地志，但见今谓之东海县，遂以“二疏”名之，极为乖误。大凡地名如此者至多，无足纪者。
宋代海州通判石延年，不同历史地理之地志，宋代东海县（汉代赣榆）属琅琊郡，而当时“二疏”故乡东海郡兰陵萝藤，却是属宋代的沂州承县。且不明就里，任意附会，将海州东海县西北的“二古墓”认为就是“二疏”之墓。不但刻碑于其傍，且其错误还被后人又收入《图经》中。对此错误，沈括予以明确指证。《读史方舆纪要》所记载的“二疏城”“散金台”，谓之“不其城”，应是有误。《汉书·地理志》载：“不其县，秦建，属琅琊郡。”《太平寰宇记》载：“古城周长十余里。”《莱州府志》、《即墨县志》载“不其城，县西南二十七里，故址犹存。”
另，《山东省古地名辞典》所载“二疏城，又名散金台，汉代城邑，传为二疏（疏受、疏广）归老处。遗址在今苍山县驻地卞庄镇西，鲁城乡驻地鲁城村东三公里，老书房村附近。老书房传为二疏读书处。”《山东省枣庄市“二疏城”详考》一文对此指出：“《山东省古地名辞典》所载‘二疏城’，当误处。二疏城，即在原峄县萝藤乡，今峄城区东萝藤村与城前村之间的萝藤河东岸，城台明显高阜，遗存至今，自古相传为‘二疏’所居地。苍山县卞庄镇鲁城乡老书房村不知可否有古城遗迹，即使有也是另为其他汉代文化遗存，定不当是‘二疏城’。”
二疏生平及故里探之三
“宁邑二疏”说
偶寻百家号“我行故我知”及新浪网“澄静行”等在《山东宁阳东疏农村街道初春随拍》之文中，对“二疏”（文中为“两疏”）有所表述，并有“宁邑二疏”之说，现予摘录：东疏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为汉代两疏故里，“两疏”即为疏广、疏受。疏广，字仲翁，西汉东海兰陵人，少时随先辈迁居宁邑（今宁阳县）。疏受为疏广兄弟之子，即广之侄。宣帝时期（公元前73—公元前49）疏广、疏受叔侄二人博学多识，精于研究《诗经》《尚书》《论语》等儒家经典，分别被敕封为太子太傅和太子家令，史称“宁邑二疏”。元帝初年（公元前48年），疏广、疏受审时度势，决定激流勇退，以年老体弱为由辞官还乡，用所赐金银大办私学，为家乡培养了大批文人学士。有人劝其为子孙广置良田豪宅，疏广回答说：“（子孙）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二疏辞世后，宁侯为纪念两位宁邑先贤，将其故里分别命名为“东疏”和“西疏”。年后，陶潜路过宁邑时，曾赋《咏二疏》：“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借问衰周来，几人得其趣？游睚汉庭中，二疏复此举”。高度评价了二疏功成身退、不贪图名利的高尚情操。北宋苏轼、元朝刘因、清人*恩彤等历代文人学士的诗作对二疏也多有赞誉之辞。
03
二疏“功遂身退”的背景及原因
01
史书
背景
据《汉书·疏广》载：疏广认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否则“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盖其一。
《资治通鉴·卷二十五汉纪十七》载：（公元前67年）夏，四月，戊申，立子奭为皇太子，以丙吉为太傅，太中大夫疏广为少傅。封太子外祖父许广汉为平恩侯。又封霍光兄孙中郎将云为冠阳侯。霍显闻立太子，怒恚不食，欧血，曰：“此乃民间时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为王邪！”复教皇后令*太子。皇后数召太子赐食，保、阿辄先尝之，后挟*不得行。盖其二。
辛丑，丙吉为御史大夫，疏广为太子太傅，广兄子受为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许伯，以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将舜监护太子家。盖其三。
班固认为，（霍光）不学亡术，闇于大理；阴妻邪谋，立女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颠覆之祸，死财三年，宗族诛夷，哀哉！
司马光认为，孝宣十九即位，聪明刚毅，知民疾苦，而光久专大柄，不知避去，多置亲*，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愤于上，吏民积怨于下，切齿侧目，待时而发，其得免于身幸矣，况子孙以骄侈趣之哉！虽然，向使孝宣专以禄秩赏赐富其子孙，使之食大县，奉朝请，亦足以报盛德矣；乃复任之以*，授之以兵，及事丛衅积，更加裁夺，遂至怨惧以生邪谋，岂徒霍氏之自祸哉？亦孝宣酝酿以成之也。
无涉贪禄，自我检视，见机行事，并急流勇退者，堪称豪杰之士。以上引述，仅概要历史背景，即二疏有“知足”“知止”之认知与“惧有后悔”之远虑；霍光“久专大柄，不知避去，多置亲*，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愤于上，吏民积怨于下，切齿侧目，待时而发”；外戚、儒臣、宦官三势角逐。宣帝外家许氏欲争夺太子监护权，疏广婉谏，得宣帝支持。其时始，兼并之风笃，皇权势渐弱，儒臣影响微。后，汉元帝刘奭虽善史书，通音律，“柔仁好儒”，在位期间，宠信宦官，皇权势颓，朝*紊乱，西汉由此走向衰落。
02
宣帝
之治
汉宣帝刘询（公元前91年—公元前48年1月10日），汉武帝刘彻曾孙，原名刘病已，字次卿，西汉第十位皇帝（公元前74年—公元前48年1月10日在位）。少时坎坷，游历三辅，知民疾苦，洞悉吏治。在位期间，*治上，隐忍蓄势、躬亲朝*，平乱定鼎、整饬吏治，为*宽简、惩治贪腐，认为治国之道应以“霸道”“王道”杂治，反对专任儒术，形成“麒麟阁十一功臣”。*事上，大破匈奴（本始二年即公元前72年联合乌孙国），囊括西域，平定西羌（神爵二年，即公元前60年），匈奴呼韩邪单于率众来朝称臣，设置金城安置降羌，设立西域都护府监护西域各国，正式将西域纳入大汉版图。经济上，调整经策、整顿工商，抑制兼并、轻徭薄赋，设常平仓、平抑物价。文化上，兴盛《谷梁》、颁行《史记》。
司马光评价曰，帝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霍光既薨，始亲*事，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敷奏其言，考试功能。侍中、尚书功劳当迁及有异善，厚加赏赐，至于子孙，终不改易。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为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为丞相，于定国为廷尉，而赵、盖、韩、杨之死皆不厌众心，其为善*之累大矣！
公元前48年1月10日，刘询因病崩于未央宫，葬于杜陵，庙号中宗。作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贤君，统治期间，*治清明、社会和谐、经济繁荣、四夷宾服，综合国力最为强盛，史称“孝宣之治”或曰“孝宣中兴”。在以制定庙号和谥号严格而著称的西汉王朝，刘询与汉高帝、汉文帝、汉武帝并列为拥有庙号的四位皇帝。
《资治通鉴·卷二十七汉纪十九》载“皇太子（即宣帝子刘奭，公元前75年—公元前33年7月8日）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汉书·元帝纪》有‘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资治通鉴》这段记载，为了解汉代后期治国方针的演变提供了很好的材料。而“本以霸王道杂之”一语，道破机关，点明了汉朝的历史性格，霸道在前，王道在后，看重法制重于儒。此后历代亦以因之，直至清末。毛泽东同志评价认为，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汉元帝好儒学，掘斥名、法，抛弃了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但优柔寡断，是非不分。
03
身退
分析
汪春泓从《汉书·疏广》所呈现的出仕、退隐及养老等特殊风采，对二疏“功遂身退”作出一定分析评价。认为在二疏担任太傅、少傅职位的大约五年时间内，朝廷局势颇不平静。《汉书·宣帝纪》说地节二年春三月庚午，大司马大将*光薨，此标志霍光时代结束，宣帝开始执*；至地节二年五月之后，“上始亲*事”，仅至地节四年秋七月，宣帝就治“大司马霍禹谋反”。霍禹是霍光之子，宣帝清除霍氏家族，其手段之残忍，亦史上罕见。由于《汉书·疏广》仅给出五、十二岁等比较模糊的数字，据此，大致可知，二疏辞职，当在元康三年或稍后，他们见证了霍氏的覆灭。二疏隐约感觉到危险，身为名儒，应念《老子》哲言，脱离是非之地，寻找退出之路，其办法就是借口年老多病，主动告退。而先例就是《资治通鉴·卷二十五汉纪十七》所记（公元前67年）“五月，甲申，丞相贤以老病乞骸骨；赐*金百斤、安车、驷马，罢就第。丞相致仕自贤始。”然获宣帝恩准，且宣帝、皇太子赐赠*金甚丰厚。王国维《汉魏博士考》指出：“《论语》《孝经》者，汉中学之科目；而六艺则大学之科目也。”作为太子师傅，二疏所教授皇太子通《论语》《孝经》，此仅为中学科目，教程尚在初级阶段，其师傅职责远未尽到，若本诸敬业精神，或者儒家忠君观念，倾囊相授，辅太子深造乎六艺，适配王者师，不负宣帝、太子知遇之恩。然汉初以来，儒者似并未泯灭一己主体意识，如《汉书·楚元王传》记载，文帝时，楚元王后继者为刘戊，儒者穆生仅以刘戊一次小小的失礼，“遂谢病去”；儒者于佐奉之主，既要保持客卿身份，且又不失尊严感。概之，自我意识强烈，客主关系遂紧，尤其因为汉宣帝骨子里并不好儒，所以儒者在朝，如二疏等本质上仅仅属于点缀耳。此辈有或无并无关大局，其与内朝或中朝之臣隔之甚远，对*治影响亦微，二疏之高明，且为后世迂儒所不及者，在于其早就参透此点，《汉书》赞曰：“疏广行止足之计，免辱殆之累。”一旦仕宦成为险途，前程隐含危机，那就毅然决然，从君臣罗网中挣脱出去，洞察先机，义不受辱，保全性命，维护尊严，避免沦为*治牺牲，此为考虑之首要。至于杀身成仁等，则决绝不在其选项之列。以此观之，二疏出处行藏，相与同僚皆仰，普遍认同共鸣，窃以二疏言其心声，故此，为二疏祖道，其势彰显，“供张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辆”。魏晋以来,士人读《汉书》，于二疏之旷,似特具会心,掩卷之余,均情不自禁、神往不已,且多由己而慨，遂付之咏叹。《汉书》以《疏广》于此人生大关节堪谓切中肯綮焉,文末“皆以寿终”，为二疏一生作结，其人生可谓不虚度矣！
04
二疏城乾隆御碑寻踪
清乾隆二十七年（公元年），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乾隆皇帝）沿南北古驿道南巡。因久仰崇尚东海兰陵“二疏”散金之德，遂绕经沂州府（今临沂市），于驻跸处召沂州知府李希贤，予以褒奖。应知府李希贤奏请，为赞誉疏广、疏受而题写二疏城御碑诗。诗文如下：
荒城名尚二疏存，
置酒捐金广主恩。
贤损志愚益其过，
不惟高见实良言。
题二疏城
壬午仲春御笔
赐沂州府知府李希贤
二疏城清·弘历
御制诗三集卷十九
李希贤旋命勒石建碑，置于临沂城南关阁子门外。碑高6尺，有碑亭。石碑和碑亭所在街道即以御碑为名，曰“御碑街”。
李希贤，字季廉，四川长寿人，拔贡出身。清乾隆十八年（公元年）春，由湖南桃源同知升任沂州知府。上任之初，“取州邑之志而观之，或繁而未提其要，或简而未悉其详”，遂于乾隆十九年秋主持纂修《沂州府志》。任职期间，功勋卓著。清乾隆二十八（公元年），升任云南迤西道道员。
《沂州府志》载有二疏城位置：兰山县西南百五十公里，汉二疏归老于此。城内有二疏祠。
二疏城乾隆御碑理应置于峄县“二疏城”处，盖因峄县时属兖州府，且沂州府为彰其绩，遂置于沂州府驻地（现御碑街居委附近）。后几经辗转，藏于孔庙后之明伦堂孔庙东墙。现该二疏城御碑存于临沂市博物馆对外展出，碑身已断裂，碑文尚好。原碑与否，仍待考证。
05
二疏精神对陶渊明“归去来”主题的影响
二疏对道家思想的领悟和不慕名利的操行，正是陶渊明所敬仰的。
“二疏散金”为李瀚《蒙求》所载成为经典，与陶渊明诗文在唐代文人中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无关系。
陶渊明从出仕到归隐的人生走向，正是二疏影响的结果。
二疏“既归乡里”，对交往对象不计贵贱等级的宽阔心胸最为接近陶渊明的追求。
二疏之哲，承传无隙，汉晋唐宋，乃至后世。二疏之归隐，虽无外社会、历史之氛围，亦足显道家思想之影响与启迪。道家哲学思想，重要内涵即“重身轻物”“少私寡欲”。老子曰：“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四十四章》）其哲学思想之于后世影响弥笃。疏广之决意归隐，谓受曰：“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广既归乡里，日令家共具设酒食，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乃“重身轻财”“少私寡欲”之人生态度。汉之后，诸多诗文涉二疏者，可谓不胜枚举矣。西晋张协《咏史》开篇即言前汉时期，“朝野多欢娱”，以之为相对而论，前汉君臣相与，关系尚平缓，此情势下，二疏尤能“遗荣忽如无”，全身而退。所感人至深者，除“上疏乞骸骨”外，其“挥金”不吝，亦留给后世难以磨灭之印象。唐初王绩《赠梁公》曰：“疏广岂不怀，策杖还故乡。”盛唐诗人李杜均笔涉二疏，李白《拟古十二首》之五曰：“达士遗天地，东门有二疏。”杜甫《八哀诗·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曰：“敢忘二疏归，痛迫苏耽井。”
二疏，遂为汉唐士人立身之重要参照。
二疏对道家思想的领悟和不慕名利的操行，正是陶渊明所敬仰与追求的。陶渊明称赞二疏，赞其人格和性情，也是对自己归隐田园的肯定。陶渊明不仅